文︰旭雯
 
看邱禮濤的戲不是第一次。可能因為打算與人合寫札記,看過兩次;再過了幾個星期後,對這戲就只餘碎濕濕,一忽忽的片段。
 
《性工作者一:性工作者十日談》,總覺得這些「正名」色彩甚重的片,其實不是做給我這些對性工作本來就無盡擁抱,但自覺沒有太多幻想的人看。直接入戲院看《性工作者二:我不賣身,我賣子宮》,才知道這戲可能與所謂的《一》無關,反而可能是邱禮濤在電視播出的《我是香港人》的不明言的前傳。兩套戲,用的是劇情片的框架,講的卻是像真度高得嚇人的現實--居留權下的準來港女性與港人的內地子女;男性在香港的社會與家庭的身份定形;女性在身份與生活中的互相依存與互相作賤。
 
女人大戰女人
 
劉美君一躍金馬的演出,演的中年白粉性工作者黎鐘鐘。她迷信,永遠乖乖等命運扭轉的時機;做人大部份時間都無甚所謂,彈性驚人。這種柔韌不過女性的一個面。戲中與中年道姑對照並置的,是每次都獨力對抗或硬食命運播弄,大著肚死老公仍先聲奪人的Race黃蓮花。兩個女人,一出場都立即被展示出最 offensive的面。黎的吊癮與對路人的死纏自是一端,黃的貪錢與對居留權的肉搏,看上去都無疑是毫不討好的人類生物。黎的中年色衰對照黃的年輕與生殖力,黎的離過婚唔知因乜做了性工作者對照黃的死了老公唔知因乜要留在香港。
 
女人在此亂狀下,扭作一團,互相依存互相作賤。片中性工作者的開工社群、修女對性工作者社群的各式支援,展現出的是一幅由女性去撐起不同人生活紐帶的群像,依存的形狀不必多說。但說到互相作賤,在深水埔明目張膽踐踏性工作者社群的人,每每都是自命正經的女人。
 
黎鐘鐘因嫁「黎鐘」而有藝名黎鐘鐘,後因此被「黎鐘」現任太太視為眼中釘心中刺。又如黎鐘鐘與姊妹都靠身體開飯,但大家對黎鐘鐘一味儲蓄,想有日離開的心態總是看不慣。正常人家如黃蓮花嫁了老實阿伯原為感情與經濟得到安定日子,阿伯卻飛來橫禍工業死亡,黃手拖一女腹懷兩子急急來港,但家中獨男死掉,遺孀遺屬之間,除卻錢之外已沒什麼好談。
 
但放眼整個故事或是社會之間,才發現,女人整頓女人的故事重重複複了幾千年。
 
最後一刻至肯講
 
明明女人最應該知道做女人的難處:大家都不多不少依存於由男人構成的世界,各有各因身份、身體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故事卻把一大舊現實,硬生生的拋過來。黃蓮花來到香港,被家姑責難被保險佬死勸被社工質疑,仍死不肯返大陸。當她一直都被理解為用懷孕迫老實阿伯對她好或者換取什麼,或者直接只理解她是為貪錢,才死不肯回大陸,她說不出任何關於原則、關於忠誠、關於生命的大原則大道理,只是一往無前,到了最後一次,為著入了醫院有人幫忙湊女而跑去找社工,才道出,大陸的一孩政策才是她一直不能回去的主要原因。
 
本來嫁了香港男人,戶籍就從鄉下本來的戶口中刪除,故在大陸還可以生多於一胎。但男人死了,她就等如沒有定鄉戶籍的同時,失去了本來可能有的香港戶籍。她回去,面臨的是成為一個沒有田地沒有戶籍沒有家人沒有外出工作空間的寡婦。
 
戲中粗身大細聲大夾惡的黃蓮花,被擠弄在政策與女人之間,本來就充滿張力,攝人心脾。而黃蓮花還緊勾著一個緊繃香港人神經的「話題」--中港婚姻。總是老夫少妻的中港婚姻,總被人連繫到賣身換取身份證的功利上。然而諗深一層,在香港地結婚,講經濟條件始終太過重要,男人思想封建一點的,沒有老婆本的就一直死捱,等到年老才能把心一橫北上貪夠多選擇,這種男人難道是香港獨有產物?!
 
內地女人十三四歲便可以開始當女工,經濟地位已與內地男人其實平起平坐,香港男人在地位上的優勢被誇大,既合乎內地對香港的想像之餘,難道不正正合乎香港男人的想像嗎?這些都是不可掠過的社會因素。至於「香港人好有錢」這一點,如果我沒理解錯,這正是香港人一直為面子而在地球上塑造出來的假象。而可悲的是現在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正是怪罪於把假象當成真實的人,即使這虛假形象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
 
至於女人那邊,故事線緊湊令人冇氣抖,對白警句處處。黎的朋友所言,女人一時差錯,如吸毒,如當娼,就是女人做錯左冇得翻身,所有人對之棄如敝屣。這是社會習以為常的對女性的操作,如同男人見老婆幾年無所出就想包個二奶博有後一樣,只要被認定失去作用/價值的女人都可以玩完,而且是講緊一世的玩完。需銘記的是價值的定義與估值,從古到今都還是男人的天下:攝影師森美用幾幀相片把黎鐘鐘的故事「點石成金」,讓人看出希望,這是一種價值;保險佬黃秋生見人如見保單,逢人有個價,這不過是估值。
 
在此中間,女人或主動或被動,接受或反抗命運播弄,許有差別但並無選擇,因為客觀環境不因個人意志轉移,只因男人對之的定義與估值才是真實帶來改變的轉捩點。這個圖像恐怕也是勾勒得,比真實來得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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