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政治的法律——訪三位法律學院同學

訪、文：梁錫嵐

自 2014 以來，香港經歷著新一輪嚴峻的「法治危機」。反新界東北案、公民廣場案和旺角騷亂案的政治檢控、人大就立法會宣誓釋法等事件，顯示法律成為了政權阻嚇異見者的工具。在反送中運動，法律界兩度發起黑衣靜默遊行，6 月初時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8 月初時反對律政司政治檢控、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兩次均有約三千人參與，為回歸以來最多。然而，在大學校園內，法律學院學生似乎不太關注這場運動。中大法律反送中關注組的成員 Deryk 指院內自 6 月起沒有什麼討論，關注組在 8 月中才籌組。全院有 400 多人，關注組有 10 人，實際運作只有 3 人。他們在 9 月初時曾希望推動罷課，為了填充罷課時間，匆忙搞了放映會、民女靜坐等活動，但參與人數只有個位數字。另 一位 9 月加入關注組的成員 Sophie（化名）指自己完全沒有缺席主科課堂。她課餘時每天花數小時記錄被捕抗爭者出現的片段，週末也會參與遊行集會，但罷課的成本實在太高。為什麼法律學院同學不怎麼參與罷課？

學生：仆街喇！我做唔到律師喇！

法律學院的競爭壓力是罷課反應冷淡的重要因素。學生要考取執業資格（PCLL），便需要修畢為期一年的課程，能否參與課程取決於本科成績，Deryk 說 CGPA 需要保持在 3.3、3.4。很多人亦在一年級便找實習，如果想做事務律師，同學會希望多接觸國際企業、取得推薦信。如果想做大律師，便會希望多認識大狀，看能否做他們的徒弟，因為做一年徒弟是成為大律師的必要條件。Sophie 補 充，院內每年級 80-100 人之中，約有 10 人是家境頗為優厚的，他們有些來自傳統名校、國際學校，有些是外國回流的本地生或國際生。他們平時溝通用英文，有頗好的實習工作，其他同學想要與這些人競爭、爭取到同樣的實習機會，唯有靠成績。由是大家難以罷課。

競爭壓力不僅是自己意覺，學院也會強調。 Sophie 指每個學期考試後，院方會出一份 “GPA Distribution Report”，「咁你就可以睇自己喺邊個位，然後（就會諗）仆街喇！我讀唔到（PCLL）喇！」另外院方每星期寄兩三封電郵給學生，教授求職技巧之餘，亦列出有意招聘實習生的律師樓，鼓勵同學遞信申請。但在同學參與社會運動方面，院方沒有什麼支援。Deryk 曾去信要求院方 9 月初作特別課堂安排，院長回覆指不會寬限出席率，錄音則視乎個別教授。Deryk 說對教授「冇咩特別期望」，Sophie 上的五個主修課全部沒有提供錄音，直到十月因為交通問題，全部課堂才有錄音。

學生院會：我哋唔會加入political debate，只會做legal debate

學生院會也沒怎麼支援關注組，Deryk 認為他們的傳統是不太關心時事。他一年級時參與迎新營，覺得只是「普通齋玩」，最多只是談了一下 professor 和 internship，沒有涉獵社會議題或對法律學院的期望。院會的會費是四年$500，Deryk 說「應該係全中大最高之一」。收費這麼高，是因為每年會舉辦高桌晚宴，學生參與的話每人要額外付 $500-600。據 Sophie 所知，晚宴會邀請社會名流、法律界知名人士演講，「其實就係製造一個場合，畀大家識多啲人啊，搵到實習啊咁」。晚宴人數有 70-80 人（包括嘉賓），Deryk 說每年都會有頗多一年級生參與。另一個較多人參與的活動是每年九月的 Law Fair，各律師樓會在會展擺攤，讓同學了解實習機會，「如果傾得好會留 email，有工作機會就會通知你。」

今屆法律院會 Valorem 指前幾年的院會的定位是政治中立，今年也是。他們指政治中立不代表冷感，希望今屆能對應時勢、多評論社會事務，但表示他們不是一支政治莊，而是法律莊。會長 Chie Tong 說:「我哋唔會加入 political debate，只會做 legal debate」，從法律、學術的角度討論問題。 只有當事件影響法治（主要是程序公義、三權分立的原則），院會才會表態。在今年 10 月，院會發聲明譴責政府透過《緊急狀況條例》頒布《禁蒙面法》，損害香港法治以及三權分立的基礎、打壓市民言論自由。Chie Tong 指他們不是因為「偏黃」才出聲明，焦點不是討論《禁蒙面法》的影響和正當性（這是行政/政治方面的討論），而是政府繞過立法會的法律程序問題。院會曾在 7 月 25 日發了一份英文聲明，譴責各方暴力， 包括示威者、警察及 7.21 元朗施襲者（we undoubtedly condemn the unjustified and illegitimate use of violence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series of protests）， 亦勸喻同學避開危險區域（to circumvent areas seized by attacks）。Chie Tong 指院會當時的考慮是，721 一方面有元朗襲擊事件，一方面有上環衝突，始終暴力是犯法，會破壞社會安穩，即便她明白有人覺得應該了解示威者的目的，但院會須政治中立、不會作道德方面的判斷。問到如果一個和平遊行不獲不反對通知書，參與的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我們是否只能以「守法與否」的框架理解？院會認為示威者確實觸犯了法律，當然這牽涉到集會自由的問題，但本身不反對通知書的原意是評估示威對社會的影響，有其合理性。至於示威者為自己相信的事而犯法是否道德，基於這個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院會不作評論。

「大家將守法睇得太重，或者覺得公義一定要從法律中獲得，所以容易畫地自限。」 Sophie 說，大律師公會也譴責所有暴力，較好的律師如駱應淦會說問題出在政府身上， 但亦強調不會容忍示威者的暴力，「大家想平衡各方意見，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但『平衡』對被壓迫者黎講係傷害。」

中大法律課程：為市場服務

究竟為何中大法律學生如此相信守法是不證自明？課堂教的是一套怎樣的法律觀？

Sophie 說，課堂設計很遵循執業試的要求，不會教多一分，因為執業試本身的範圍很廣、要求也很高。執業試只要求獲取和應用實務知識，因此課堂不會探討法例的正當性。「本身都唔會對法例提出問題，更加唔好講（探討）社會時事。」刑事法的課堂傾向教授爭議不大的法律，如偷竊、謀殺、欺詐等，只會作如何定義謀殺、誤殺等技術性討論，但一定不會講 《公安條例》，也不會討論為何強姦罪的受害者不包括男性。[1]

Sophie 指出，考試和課堂只要求分清什麼是違法，但要求別人守法前，必須先思考法例應否存在。比如說競爭法的一堂課會從應否有完全自由的市場談起，因為法例正是規定公司合謀定價是違法行為，令消費者受害。除了立法原意，法例能否為人民賦權、法例是否符合現時社會，執行情況有否造成不公的問題亦很重要。Deryk 最喜歡的課堂是憲法和行政法，授課的詹鋌鏘教授曾為梁國雄打官司，是法律學院少數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教授。他除了講解憲法、司法覆核是用來制衡政府權力，亦指出在香港扭曲的代議制度下，現時司法覆核成本高、程序繁複是不合理的。這樣的司法覆核本是設想一個民選的、理性的政府推行政策前會考慮不同持分 者的意見。

不過未必每個教授會這樣解說（詹鋌鏘今年已離開中大），Sophie 亦指出，如果同學平日沒有留意時事，上完行政法的課堂可能會覺得香港的法律制度行之有效，政府會為不當決定負責。課堂上會講解很多成功告政府的案例，如日本安全套製造商岡本曾在巴士車身賣廣告，淫審處以有裸露成份為由取締，後來岡本提出司法覆核，法官認為淫審處考慮不夠謹慎、發還重審，又比如梁國雄因在監獄被剪髮提告，最終勝訴。但課堂不會講到，能提出司法覆核的大多是商家，個人身份提告很少，也不會說梁國雄、郭卓堅申請法援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課堂很容易忽略 「法律面前窮人含撚」的問題，比如教合約法的時候很強調合約精神，如果對方違約可終止合約並要求賠款，但不會探討合約雙方的權力是否對等，如僱傭哪一方有權力決定合約內容、哪一方毀約較可能受到懲處等。

「法律教育少咗批判法律嘅面向」這是 Sophie 對法律學院課程的總結。她發現法 律學院單純是為了培育具備現有知識的人，為商業社會服務，頗為失望。她的父親以前是持牌的流動小販，但經常被食環和警察騷擾趕走，不服從便被告上法庭，沒有辦法，只能認罪希望罰款了事。Sophie 本身入讀法律學院，是希望運用常人難以接觸的知識、檢討法律的正當性，消除社會上的不公。Deryk 也發現法律對示威者的保護比想像中少。2016 年的時候他中五，看到梁天琦等人被捕，希望自己能做義務律師或維權律師幫忙，「悲觀啲諗，覺得香港之後可能需要呢啲人」。然而，今年六月「好似將僅有嘅希望拉走咗」。一位義務律師跟他說，警察不再像以往尊重律師，資深律師也要等 3-4 小時才能見被捕人。另外，律師處於辯方的位置其實很被動，「被捕人士喺警署被插贓嫁禍，律師都只能夠喺庭上同個官備案，但冇辦法令嗰個警員受應有嘅懲罰」。香港的普通法系統很少考慮證據是否從正當途徑獲得，即便是警察在無搜查令下爆門取得，如果法官認為該證據對案件判決有幫助，一般會接納呈堂，與美國不同，「所以警察叫著番 gear 影相嗰啲，好大機會喺之後嘅審訊都會接納」。

法律學院的課程不會處理 Sophie 和 Deryk 的想望和批判。Sophie 指出，對很多法律學院的教師來說，香港法律制度的獨特之處便是能安撫外資，他們既對中國法律環境有遲疑，但又想進入中國市場。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為外資熟悉，商人因而信任香港的營商環境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時香港毗鄰中國，是一道窗口，讓不同資金和人可在此地交流。事實上，從事公法改革研究的律師不多，大部分是處理私人領域的法律問題，接觸的客戶一般是大公司大機構，處理上市、商業和解等問題。

這不僅是「律師只係想搵錢」的問題，使用法律的門檻本身就很高，普通市民根本不懂或沒有資源找律師。很多律師依靠為內地公司辦理上市來賺取收入，這亦影響他們的政治參與。「本來律師嘅政治中立原則只係適用於有人上門搵你辯護時，你唔會特登辯護得差啲」Sophie 說，個人的政治表達和行動應是不受限制，「但好多時唔係咁」。曾有人做了義務律師後，被內地公司斷了生意關係，很多人更不敢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政治立場。另外，律師的專業守則是為客戶著想， 有時即便不同意客戶的做法，也難以提出異議。大律師亦不能篩選顧客，除非顧客付不起費用。

在法律服務市場導向的情況下，法律教育傾重實務操作，只為同學能通過執業試，缺少對法律的批判和探討。法律學生容易認為法律制度行之有效、把守法視作理所當然，甚至將法律與政治分離，忽略了一些法例的政治原意和操作（如《公安條例》），以及「法律面前窮人含撚」的問題，因此與社會運動或較激進的行動保持距離。再加上法律學院的競爭壓力大，學生為執業需面對繁重的課業和實習，更難以參與罷課。

後記

從兩篇訪問可見，同學參與罷課的積極程度，實與學系的學業壓力、教學定位，以至學系對應的職業發展和社會經濟環境有很大關連。哲學系的教學並不直接對應某個行業，成績對出路的影響較微，而且學系強調嚴謹思考、同學很多時會將思考應用到生活和社會事務當中，因而較積極罷課。法律學院的同學為執業須面對極大的競爭壓力，而執業大多是為了商業社會服務，課堂很少挑戰法律的正當性，即便反送中運動出現「法治危機」，同學還是沒怎麼參與罷課。

其實即便是哲學系，筆者也有朋友對罷課有疑慮，一位朋友因家境困難、希望投考公務員而重視成績。了解這些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並不是說要放棄連結某些人。相信法律學院的同學也不完全擁抱現時競爭劇烈的情況，亦有一些同學提出對法律的批判。我們惟有通過理解各學科、各行業、各人面對的問題，梳理這些問題與社會制度的關係，從而說服他們投身社會運動。

[1]在香港，只有男性會干犯強姦罪，受害人必須是女性。《刑事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200章）第118(3)條列明，如任何男子：「(a)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b)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便干犯強姦罪，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來源：社區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