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碧玉

前言

受困於鑽石公主號的乘客已在3月1日全數撤離，而在這次的事件中，日本在防止傳染病的弊病一覽無遺，但除了知道它「很廢」之外，我們還能得到甚麼？

這艘英國籍的鑽石公主號在 1 月 20 日從日本橫濱出發，途經香港、越南、台灣、日本那霸，最後在 2 月 3 日回到橫濱。一名香港老人在下船後確診武漢肺炎，頓時引起世界的關注，該名人士確診前曾在船上使用遊樂設施，又曾與乘客進餐，船上連同工作人員的三千多人都有感染的風險，鑽石公主號也成了流動的小武漢。

日本應對措施

在鑽石公主號停泊後，橫濱市對曾與香港老人接觸的 153 人，或是有發燒病徵的 120 人作檢疫，其中 10人確診，證實了鑽石公主號有傳染情況。然而，日本的檢測點卻嚴重不足，不能同時對船上的人作檢查，延緩了就診的速度和感染的風險，全日本只有 80 個地方能做檢測，而當局並未開放所有檢測點供鑽石公主號的乘客，而是採用近乎佛系的抗疫手段，讓乘客在船上隔離 14 日，在相對封閉的空間下，強制自我隔離似乎不是恰當的做法。在隔離期間不斷有確診個案，而日本當局亦沒有明確的抗疫方針，令人質疑日本當局未有重視這次公共衛生災難。

在疫情爆發之初，日本當局和民眾都沒有將武漢肺炎當成是嚴重的病毒，而是把它當成普通的流行病，相信 WHO（CHO）而低估疫情的嚴重性，在 3 月 13 日，即 鑽石公主號泊岸一個多月後，才通過針對武漢肺炎的《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可見得日本在防疫的表現特別緩慢。後來在日本疫情開始蔓延時，厚勞省的官員居然會說出「不要咳得像哥斯拉那樣就不會被感染」這樣弱智的說話，令人懷疑他們在應對重大事件的能力。直到現時為止，日本仍沒有大規模的檢測，當英、美、韓都進入緊急狀態，日本仍沒有作為（編按：日本將於 4 月 7 日進入緊急狀態），47 個縣當中已有 44 個失守，其中最嚴重的東京更有不少不明感染源患者，證明現在的防疫手段不能招架大規模的感染。

日本官僚制度問題

雖然鑽石公主號的乘客已全數下船，但鑽石公主號上有不少乘客是因為日本當局的不力而增加了感染的風險，問題的根本則是日本自身的官僚問題。在討論之前，我們需要了解日本是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日本是亞洲少數擁有皇室又在決策上依賴國會的國家，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上三權分立。國會分參眾兩院，負責制定法律、批出預算和提名首相等功能，而內閣則負責處理行政上的問題，分不同的省廳對應不同方面的事務。從表徵上看，日本看似是個十分現代且完整的政治體，但為何卻時常被垢病官僚制度十分軟弱，以至在鑽石公主號事件上表露無遺？

1）「下凡」（天下り）的官僚們

由於日本官僚制度十分龐大，為了在部門注換新血，防止資深官僚在內閣中長期持有權力，當一個文官（即透過參加考試而進入官僚制度的菁英）升到部門的最高位置，即「常務次長」時，其他同期或比他資深的文官都必須退下來以方便次長管理。這些資深文官的去向多由他們的後輩安排，下凡到私人企業獲得更高薪酬的職位。這種非正式的網絡在以前被視為是政府和私人企業的重要橋樑，因為這些前官員大多會參與企業的決策，又對內閣架構十分了解，能在決策前獲得政府部門的意見，又能貼地去了解業界的行情。這種制度雖然為雙方在決策上提高了不少效率，卻成為了貪腐的溫床。在發生重大危機時，為了雙方的顏面，文官會傾向先隱瞞資訊或私下解決，以免把事情鬧大，在講究上下關係的日本十分常見。

2）自民黨一黨獨大

自民黨在 1955 年後連續執政了 38 年，在 1993 年被八個在野黨結盟打擊後，於 1994 年重新執政，後來又經歷了幾次分合後在安倍的領導下從 2012 年執政至今。自民黨在戰後創造了不少日本的輝煌時刻，曾帶領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自民黨有長久的管治經驗，但在民主化的浪潮下，社會黨、民主黨等相繼執政，日本的權力分配仍未令民眾反感。可即使換了政黨，自民黨在政府內仍根深蒂固地操控著政界，加上近代發生的重大危機都碰巧是其他政黨執政的時期，如 1995 年社會黨主政期間未能及時於阪神大地震施救、2011 年民主黨主政中的無力處理 311 大地震的核事件等，令日本民眾普遍認為只有自民黨才能熟練地操控自成一體的官僚體制。慢慢地自民黨成為了人們每次投票的唯一選項。加上在野黨內部分裂，對自身的政治定位並不明確，導致即使安倍不時出錯，但自民黨仍能成為日本最大黨。

3）「內閣人事局」的出現

日本的官僚體制被認為是菁英眾集的地方，這些閣僚（文官）都是通過了競爭激烈的考試後被選中的人材。然而，這個制度卻是個近乎縱向的機關，部門自身對行政總體不熟悉，只埋首於自己的專業，意思是各部門自行取錄、培養和晉升文官，這樣固然能確保文官的專業程度，但同時是個缺乏宏觀和自我中心的機構，因此 2014 年在安倍的推動下建立了「內閣人事局」。內閣人事局直屬內閣官房（相等於祕書長），規定所有高級文官都必需由內閣人事局評估後任命，而普通文官則按照原本的制度升遷，就好像在一家公司裏的裡理級的升遷需由其他獨立的部門審核，而職階低員工則在原來的部門由經理升遷，變相加強內閣的集權。從前與國會相距甚遠的文官，變成被內閣人事局掌控的一群人，這些菁英以往只負責提出法案，甚至還會挑戰國會內的議員，現在卻要看內閣人事局的臉色和迎合首相或政黨的政策，失去了與以自民黨主導的國會制衝的力量，為了升職而只會猜度內閣的想法，而非根據自身的專業來提出意見。如 2017年 的「森友學園」事件揭發安倍和他夫人的朋友籠池泰典用市價一成買下國有土地興建幼稚園，而該幼稚園的榮譽校長正是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令人意外的是，財務省為了迎合上級，主動把地段以低價出售，並表示有關記錄已經銷毀，而安倍在面對一切質疑則表示毫不知情。這次醜聞在日本引起極大迴響，「揣度」一詞（下級猜度上級的意思）也成為日本一時的熱話。

回到鑽石公主號，這會是一次偶然嗎？

在筆者看來，如果鑽石公主號事件重頭來一次，日本政府一樣會處理得很糟。日本感染病學教授岩田健太郎在疲情爆發後曾以醫療小組成員身份登船觀察，後來更在 Youtube 上發佈對處理鑽石公主號手法的批評。但沒過多久，厚勞省的官員便立即反駁醫生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登船」，反映了官員們保守的行政思維。正如在「森友學園」事件揭露之前，已有數次類似的情況，但由於官僚問題未解決，以上的特性只會催化其他意外發生，令鑽石公主號上的人遲遲未得到應有的救援，甚至要其他國家從船上撤僑。

同時，由於日本民眾對政治冷感和無力，他們在放棄對安倍的期望的同時放棄投票，令日本民眾對政局生厭，形成十分不理想的政治生態。在疫情還沒有完全控制住的情況下，而日本當局又未有亮眼的表現，實在令人對政府的信心下降。如果日本政府未能從鑽石公主號事件認識到官僚系統的根本性問題，民眾對日本政府，甚至是自民黨的好感度都會大大降低，而東京奧運和下年的國會選舉將會深刻地改變日本的經濟和政治生態，造成不可復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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