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長波理論看香港（上）——戰前香港的經濟

文：白板

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在主權移交後曾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然而主權移交二十多年，讀懂這本書的人卻始終不多。原因無他，要讀懂這本書，不但需要對世界局勢有一定認識，甚至對香港本身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明白這本「書」的奧妙之處。

這座亞細亞孤兒城的故事大致可以分做三個階段：殖民地早期的轉口港時期，戰後的四小龍時期以及 80 年代後的金融中心時期，而這些階段，都是和資本主義乃至殖民主義緊緊扣連起來的。值得一提是，香港的情況是特別的，這座帝國邊陲的城市的經濟奇跡既不能用西方學者發展出來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來解釋，也不能單單用佛利民之流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論來解釋。

主權移交後興起了一波「後殖民」文化研究熱潮，其中以羅永生為首的學者對香港的身份認同作出了詳細梳理，然而身份的問題不限於「自我認同」、「歷史記憶」的範疇；主體性創造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忽略外在政治與經濟條件的影響：我們必須了解香港從何處來，從而弄清香港的可能性。香港身份的主軸之一為「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之公民」，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一是藉由身份來建立具體的關稅和貨幣系統，二是利用身份衝突來製造壓迫和對立，繼而複雜化身份的存在，同時賦予身份的進步性和保守性。

以羅永生為首的文化研究學者抽離於身份的政經分析與內部矛盾，導致他們既未能解釋在世界資本主義下香港身份的嬗變——香港如何由一條人口不過幾千人的小漁村內的「寶安縣廣東人」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人」，又未能回答「香港又將往何處去」這一問題。本文將試圖以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長波理論作為主線，配合香港的殖民資本發展，以上、中、下三篇文章來探討「香港從何而來」的這個問題，繼而希望引發「香港往何處去」的討論。資本主義與發展長波資本主義的發展週期與利潤率息息相關，長波理論由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colai Kondratiev）提出。依照他的說法，長波肇因於對資本的投資與持續的資本累積，而在過度投資的時候便會產生經濟的衰落，從而消耗資本。比利時經濟學家曼德爾（Ernest Mandel）對長波理論提出了補充，他認為：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理論只能夠用資本積累理論的角度來表述，也就是長波的發展週期與速度取決於當時時代的資本主義財富累積速度。在此理論中，長波的興衰以利潤率作為核心來評定。而在此長波模型之中有兩種主要的長波類型，在利潤率持續高企時為擴張性長波，在利潤率下降時則為衰退性長波。

按照曼德爾的說法，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中，總共經歷過四次的由由擴張與衰退期組成的長波，這五次的長波分別坐落在 1793 – 1847 年，1848 – 1893 年，1894 – 1939 年，1940 – 1966年，以及 1967 – 至今的第五波長波。在這五段經濟長波中，每一段均有其歷史原因，以下本文將試圖簡單梳理每次長波背後的原因，以及香港在其中角色。

1793 年 – 1847 年殖民地擴張

第一次擴張性長波出現的時間為 1793 年至 1825 年，其原因在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和勞動工人的急劇增加，資本主義得以拓展世界市場。緊接著的 1826 年到 1847 年為衰退性長波，這次經濟衰退的原因除了在於工人工資的提高外，還有從本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獲取的利潤衰減，殖民擴張也告一段落，世界市場擴張速度放緩。

若回顧香港歷史，1826 年 – 1847 年世界經濟正處於經濟衰退期，同時期的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資本帝國國家迫切需要拓展市場，1836年，英國資本家在倫敦成立「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侵略中國，這段歷史正正與衰退期的長波吻合：英國資本家當時急需龐大的海外市場進行資本累積。而事實上，鴉片戰爭正正是英國的帝國資本為了累積資本而在中國發動的戰爭，而戰後的《南京條約》中與經濟有關的主要條款則大致如下：

1. 清政府對英方開放五口通商（即開放廣州、福州、廈
   門、寧波和上海五處港口）
2. 清政府向大英共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圓，同時廢除須經
   公行進行貿易的制度。
3. 兩國共同訂立進出口關稅。
4. 清政府永久割讓香港島予大英帝國治理。

而對英國而言，鴉片戰爭的主要戰略目標並非領土的割讓，反而打開中國的市場大門才是英國的目的。佔領香港的目標則是建立一個暫時的軍事基地，對在中國的英商以及之後的潛在戰爭提供支援。一個有力的例子是當時英國在佔領香港時考量了兩個因素，導致最後選擇了香港而非舟山作為割讓的地方。這兩個因素其一為香港作為海軍基地擁有深水良港，而舟山則「航行充滿危險，除了動力汽船之外，其他船隻幾乎無法航行。」；二為基於「離岸島嶼孟買和新加坡成為轉口港的經驗」，導致當時的英國認為香港作為離島有成為轉口港的潛力。而事實上，香港作為轉口港亦充分發揮了其售賣鴉片的作用，鴉片為英國提供了龐大的經濟利益，而香港在此則被定位成鴉片集散地和貿易中轉地，這些鴉片的利潤到最後成為英國在 1848 年後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有力資本。香港上海不同的是，在五口通商後，香港從未進行過資本累積（也就是大規模工業化），只是作為一個交易的地方而已。也因此在後來的1848 – 1873 年中，上海憑藉其資本累積的工業化過程，貿易額得以提升，最後在 1856 – 1866 年的十年間迅速超越了香港。

而香港作為殖民地，則很好地發揮其功用，為其宗主國達成了在蕭條期期間積累資本的目標，同時也為了在下一波的擴張長波進行的第二次的鴉片戰爭準備了良好的軍事支援。從上述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這段時期大英帝國也清晰為香港畫好了其在整個大英帝國的角色：這將是日不落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商業城市，和其他殖民商業城市無異，經濟上為殖民帝國的利益服務，其主要定位為：（一）轉口貿易的自由港（或走私港），（二）支援戰爭的軍事港口。在此時開始，殖民者開始發展出與本地買辦資產階級階級緊密合作的統治聯盟，以間接管治的模式對殖民地實施統治。而真正使買辦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緊密鎖在一起的，則是 1926 年的省港澳大罷工，罷工過後，本地買辦資產階級從此便依附其殖民體系下，為本地資產階級延續至今的懦弱和保守埋下了伏線，他們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繼而發展出以「實用」為名的投機主義。

1848 -1873 年　下降的機器成本與世界市場擴張

1848 年至 1873 年為第二次擴張性長波，根源於以機器代替人手製造機器零件，降低了固定資本的價值，西歐北美鐵路建設使得世界市場又一次擴展。 1874 年到 1893 年是蕭條性長波，因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即原材料成本的提高）和工人實際工資的增加而利潤率降
低。

在這一波的擴張期間，香港的工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1863 年怡和洋行、鐵行輪船公司、德忌利士洋行等幾家船東在當時紅磡和大環南面的海岸合夥創辦了黃埔船塢，標誌著香港當時的造船工業的開端。1870 年黃埔船塢與紅磡的聯合船塢公司合併，成為當時香港最大的船塢公司。而當時的造船工業也為大英帝國和西方勢力建造了各種軍用和民用船隻。1865 年 3 月 3 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正式成立。1863 年統一貨幣、 1865 年實現公司登記。1871 年英商保羅·遮打和凱福·曉士在灣仔創立了香港碼頭及貨倉公司，成為首間公共貨倉。而上述都正正符合了當時大英帝國為香港的定位：軍事港口與貿易自由港。而香港亦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戰略功用，讓各種軍事船隻能在這個港口集結繼而北上對清朝發動戰爭，大英帝國得以把資本轉化成的工業產品輸出到大清國內。事實上，港英政府亦一直壓制著除了軍事與轉口相關的工業化過程，洋商也透過商會向英國政府表達對華商的不滿，使港英政府的政策偏袒於英資商人。我們可以在 1930 年代的擴張性長波期間進一步發現這種情況。

1894 – 1913 年　第二次技術革命與俄國革命

1894 年至 1913 年為擴張性長波，帝國對殖民地的投資、壟斷的一般化，使其進一步從原料價格明顯而緩慢的上升中獲取了利潤，並且由於第二次技術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力和剩餘價值率的總增長，這種增長說明了資本積累迅速增長的原因。

日本人可謂是戰前香港研究權威，按照他們的的說法: 「豪商的沒落和轉型（在鴉片生意結束後，香港只能成為中轉自由港依靠周轉數量而謀求發展）使買辦階級有所抬頭，並確立了『香港上層（殖民政府、英資商人與華人精英)-各類公司-買辦』的大三角關係。蘇彝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上海至倫敦間的距離，並增強了香港的中轉港地位。」同時，「在產業方面經濟方面一進一退，利用一次大戰中（早期）的經濟景氣期，在香港發展本土商社外，還成為英國及第三國聯合企業的基地， 而且本地製造業還親自參與其製品貿易。不過香港作為中轉港的定位並未發生改變。」也就是說，在這一時期中，香港作為轉口港的功能也因為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而保持發展，同時由於英國殖民者將香港定義為轉口港，其他的輕工業的發展則受到鎮壓，他們被視為「妨礙香港轉口港功能」的工業，因其會與英國工業在市場上進行直接競爭。

1914 – 1939 年　世界市場的急遽萎縮

1914 年到 1939 年是最為嚴重的一次蕭條性長波，一戰的爆發、世界市場的分裂、大蕭條和俄國革命等一連串事件的爆發後，造成世界市場縮小，使得資本主義面臨深刻危機。

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英國資本家持續被一次世界大戰損耗了不少力量，導致大英帝國無力兼顧對東亞財富的掠奪，俄國革命導致世界市場萎縮，進一步打擊西方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華貿易衰落，香港經濟面對異常低迷的情況。而經濟不景氣加上 20 年代省港澳大罷工、五卅慘案（英國警察殘殺華人）、廣東六二三沙基慘案等均導致香港華人團結一致，從根本上動搖到英國的殖民統治，其後果包括導致 70 萬華人與英人的關係完全斷絕，10 萬華人和學生離開香港，殖民地陷入癱瘓狀態，而著這個過程中，本地的買辦資產階級卻站在了殖民者的一方鎮壓罷工者，這便是羅永生所言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的雛形。

1937 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爆發激烈的戰爭，對世界市場造成巨大破壞的同時，香港的戰略地位經歷了數次的轉換，由（一）英國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基地，變至（二）英國的後方支援基地，到（三）同盟國對日本的包圍基地，（四）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的陸軍司令部。

然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卻看到了香港作為「東亞核心」的潛力：

（甲）作為中轉港口：香港的貨幣和中國市場的貨幣匯率保持統一，英國資本也成功利用各租界和香港這個中轉港，霸佔中國市場。香港作為重要樞紐始終對東亞有著巨大影響力。

（乙）作為潛在工業區：香港本來並不是工業區，其自然條件不能滿足強力的工業發展。但在戰前，香港仍有高水準的造船業。同時依靠著英國資本建立了一系列的基礎建設工業（包括：麻纜製造、水泥工廠等）。華資儘管受到壓制，但仍是建立了一套雛形的輕工業製造業，輕工業甚有潛力。

（丙）作為華僑紐帶：香港作為華人民工對外移動的樞紐，為西方提供了不少廉價勞動力。而最重要的是，這些華僑造成了一個強大的網路，造成了巨大的融資潛力。就著上述的潛力，日本人因此抱有將香港改造成大東亞地區中心的野望。而在日本社會主義者的注視下，在 1920 年代早期，香港甚至被構思為東亞社會主義聯邦的國際總部，以進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而這些野望，最後都在戰後在各種機緣巧合的事件中被實現，對此日本和英殖民者亦未曾料及。

下期我們將就戰後的政治經濟角度來探討戰後香港的經濟急速發展的原因：香港的經濟起飛如何發生？甚麼導致了香港輕工業的急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