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看中國的意識形態矛盾

文：白板

前言

或許是因著許家屯的身份原因——前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靠著讀這本回憶錄，我們一是可以發掘到中國官僚管治香港的邏輯，二是理解到對共產黨如何從六七暴動後的頹勢，因應回歸而重新建立一套情報網絡（比較有趣的是這套情報網絡也因著中國大陸的意識有所不同而轉換功能和目標），三是共產黨人如何在改革開放後面對一系列的身份危機問題，也就是「共產黨」性質與「資本主義」邏輯的不相符時，共產黨人選擇的處理方向。這篇書評故此將分作三部分，先是講述許家屯當政時期的香港社會脈絡，思考許家屯在當時的行為邏輯，最後將這個歷史結合香港與中國大陸，乃至世界的歷史來看，思考當時的世界局勢如何導致了香港的未來走向。

許家屯時代的香港—— 後六七時代

六七暴動與後六七時代

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六七暴動的重要性事實上不在於推動港英政府實施一系列利民政策的改革[1]，而是在於其改變了以往民間共產黨對壘國民黨的二分局面，為後來香港社會中學生主導社運的火紅年代（國粹派、社會派、自由派）鋪路。六七暴動中愛國左派「各界鬥委」在香港各地擺放各種真假「土製菠蘿」，造成 12 名市民死亡，社會蔓延著對「紅色恐怖」的恐懼，港英政府全面進攻左派工會和左派組織，左派的工會被破壞得相當徹底。港英針對左派的攻擊，造成香港左派的情報網絡的潰敗，同時中共內部對於在香港行使極左路線的人也有相當的不滿。六七暴動後，香港社會中的左派力量被全面清算，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建立的情報網絡，都在此役中被挖除得一乾二淨，而李少恩、呂大樂、趙永佳等（2014）便曾指出各種文藝組織，例如粵劇、銀都影業、愉園等等的組織也隨著六七暴動後左派的頹勢而下滑。後六七年代的左派組織步入後六七年代進入七、八十年代左派組織進入重建期，梁寶霖和梁寶龍的研究便曾如此說道：「市民聞左色變，政府及資方備有『黑名單』不再僱用罷工工人。 」（2014）同時六七暴動成為了其他組織攻擊左派的利劍，情況到八十年代，中國政局改變，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中國國際地位獲得提升，情況才有所改變。在這時期，左派組織開始採取「走出去」的政策，招收許多大專學生作為幹事兼職，派人參與許多校外活動，在這個時期左派顯得相對低調，不復六七前的激進形象，在勞資關係中擔當軍師的形象較多，但是在其他方面，包括職業培訓等方面卻相當重視，力求以比較溫和的形象來收回失地，重建影響力，為回歸鋪路。而許家屯，正正是這段歷史的執行者，同時也是最近距離的見證者。

或許是因著許家屯的身份原因——前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靠著讀這本回憶錄，我們一是可以發掘到中國官僚管治香港的邏輯，二是理解到對共產黨如何從六七暴動後的頹勢，因應回歸而重新建立一套情報網絡（比較有趣的是這套情報網絡也因著中國大陸的意識有所不同而轉換功能和目標），三是共產黨人如何在改革開放後面對一系列的身份危機問題，也就是「共產黨」性質與「資本主義」邏輯的不相符時，共產黨人選擇的處理方向。這篇書評故此將分作三部分，先是講述許家屯當政時期的香港社會脈絡，許家屯在當時的行為邏輯，最後將這個歷史結合香港與中國大陸，乃至世界的歷史來看，思考當時的世界局勢如何導致了香港的未來走向。

許家屯的職責

許家屯在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前，便曾與萬里、習仲勛、楊尚昆等中共中央的高級官員會談，當中他們都非常關注香港組織「一左二窄」[2] 的現象，故此許家屯到任香港的首要任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工作打開新局面。而在這裡，我們可以把「打開新局面」理解為重奪在六七暴動的失地，且進一步拓展覆蓋面。我們把當時的社會狀況拼合來一起看，便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用鄧小平講法：「應當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換言之當時的中國，正積極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借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發展社會」，而香港，便是對中國而言最近的資本主義世界。在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是中國共產黨的分支，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主導理論，也就是「團結工人」，對帝國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故此，資產階級應然是敵人，是鬥爭對象，要和資產階級建立起友誼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香港的政策取態向來是把港英政府看作是帝國主義下的殖民者，對香港要用「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態度，隨時都要準備收回香港，因此要積極準備與殖民地政府進行鬥爭，但是建基於國內需要外匯問題而暫時不收回。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共產黨對於資本主義的態度是「交朋友也可以」甚至是「積極學習資本主義的手段來貢獻社會主義的建設」。有趣的是許家屯到香港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入鄉隨俗」，跟隨資本主義世界的風氣，不能被資本家們看不起，也就是「從中山裝換成西裝，座車要換成黑色，和港英高官的顏色一樣，車的品牌要換成『平治』而不能是『皇冠』」。以往的共產黨以工人作為主要對象，而在這時候，共產黨居然要將資本家也當成是工作對象中央指派給共產黨黨員許家屯的任務居然是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各界（包括資本家）聯誼。這和共產黨的講法截然相反。而事實上，這種邏輯，在許家屯看來是相當合理的，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從許家屯的背景來分析這一系列的事情。

毛主義、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

毛主義和民族主義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在當時中國備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時代下，毛澤東本人是從一個民族壓迫的狀況來判斷整個中國需要革命的，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在天安門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從這句中我們便可以看到，毛澤東本人其實帶有相當強烈的民族色彩，而他革命的目的，是中華民族的「站起來」，而依照王凡西的講法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便是「1、新舊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說，朱熹的孔子主義與楊昌濟的孔子主義（同時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經船山，恢復於康譚的孔學）；２、傳統的遊俠思想，特別是由水滸傳集中表現出來的劫富濟貧主義；３、西方社會主義思想。而作為中國共產黨員的許家屯，自然也是毛主義的信奉者。換言之，他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 自然有著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等幾種主義的元素，甚至改革開放後，進入香港時，也進一步混進資本主義的元素，而在進入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後許家屯的思想體系裡變成有四大元素，他們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他們的社會主義思維和資本主義思維便開始互相矛盾。故此，在開始工作 解除香港左派「一左二窄」的局面時，也代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精神世界的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也開始有變化，而這種變化可以從他回憶錄中的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到：「……（四）宣稱愛國主義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在意識形態上求「大同」——愛國愛港，讚同香港回歸；存大異——可以批判共產主義，共產黨，可以宣稱資本主義，以及其他主義。」[3]

羅永生在他的署名安徒的文章裏說：「 1963 年 3 月，美國共產黨就曾發表聲明指責中國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2020）。後來，蘇聯也公然嘲弄中國的港澳政策。他們指責中國不但未能把英國人趕出香港，而且還在香港與英、美資本家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4] 但是在許家屯當政的年代，他們更是進一步與資本家合作，進一步以民族大義為名救起了許許多多的資本家，一個工人國家對資本家進行救濟，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中被看作是背叛的行為，而許家屯在回憶錄中多番對此種行為作出辯解：「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以前沒有提過，列寧有提過一種局部的利用」、「陳雲和毛澤東如果到資本主義世界走走看，他們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有所改變，主張會有所不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挖墓人，在當前是矛盾的，當前狀況和一國兩制方針，都不是埋葬，而是要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而埋葬至少是一個長期的未來」。在回憶錄中期，甚至出現了進一步的行為：「小組決定同意英方（匯豐中銀合作救市）的計劃」。資產階級和共產黨合作，這個幾乎是匪夷所思的景況居然在當時出現。他們甚至和親國民黨的人接觸時被直接問道「為什麼共產黨不直接改名成中華黨呢？」換言之，毛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色彩便漸漸被替換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也就是資本主義化的毛主義）。而香港，也就在民族主義的元素影響下被「光榮回歸」，甚至在早期改革開放時，中國更是積極「學習」香港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同時在失去社會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武器的同時，便漸漸轉化成披著社會主義皮的資本、民族主義的中華「帝國」了。因為如此，民族主義壓過社會主義的「解放殖民地的壓迫」的性質，而香港，也就繼續在殖民制度保持不變的情況底下回歸到「祖國」的懷抱中。

因此，許家屯主導的左派重建，也帶著相當廣的範圍，他們積極接近社會上流人士，同時重建的組織也不復六七暴動前強烈的工人色彩的組織，例如工聯會，許家屯曾說：「工聯會也不如其他的工會力量。」工聯會只提供福利、培訓等服務，在勞資糾紛的事情上難以站在工人立場來為工人積極抗爭，因此工聯會在回歸的角色也變成了為工人提供福利，但卻難以真正為工人爭取權益。有些研究也顯示，中國與英國對商業等社會各界精英的吸納更為直接，例如邀請這些精英擔任國家職位等等，而這種和港英時期的「間接管治」的模式也相當不同，更加直接地參與香港事務之中。

香港的現在與未來：許家屯經驗為我們帶來的啟示

從這種角度，我們發現中共的意識形態向來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而這種傾向更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漸漸從社會主義配上民族主義的模式轉變成為民族主義和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取經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這種尷尬的局面在國內也是如此，如中國全國總工會和工聯會的性質也是相當類似。全國總工會作為建制的一員，難以代表工人們的利益，很多時候必須順從國家政策。在香港的工聯會也是如此，自從回歸以來，便因為其親建制的背景而難以為工人服務。中國的社會氛圍自步入了 2010 年以來便一直向右傾斜，國內民族主義氣氛高漲，在香港也能深深感受到這種民族情緒。時至今天，中共仍然主張「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但是內在的含義早已與從前的「廣為結交」有所不同，許家屯時代重新建立的組織系統，也與六七暴動前建立組織的目的不一樣了。從一群為了革命而滿腔熱血的青年變成了為了祖國統一而奮鬥的青年，到現在對「西方勢力」的敵視，其實從許家屯時代便有跡可尋了。

在中國國力強大起來的現在，香港的功能與定位早已和許家屯的年代不一樣了。現在的香港，是人民幣離岸中心，是中國對抗西方勢力，進發全球的的橋頭堡。未來的世界在資本主義晚期將會有各種激烈的權力碰撞，而香港將會在未來的世界擔當什麼樣的角色呢？這個或許取決於中國的社會環境，以及當時的世界政治局勢將會是怎樣的。在全面重新政治化的年代，我們還是很需要看清楚中國與西方社會的社會狀況，來判明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和中央政府對待香港的邏輯，我們也可以從許家屯的回憶錄略知一二。我們大有理由可以相信，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員（特別是當中國當政者的意識形態與右翼民族主義相當吻合的時候）難以從全球右翼浪潮抽身而出，而香港未來應該如何和內陸這個利維坦式的龐然大物相處，則還是一個有待香港社會深思的大問題。唯一肯定的是，以往的道路講不在奏效，香港社會將需要具體的想象、徹底的變革，才會有真實而觸碰得到的未來。

[1] 根據近期的呂大樂和葉建民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港英政府在進行社會政策的改革時，英國本土的態度也是一個我們不可忽視的因素，換言之，以往稱六七暴動是港英政府進行改革的主因或許並不準確（Yep and Lui, 2010）。
[2] 「一左二窄」是指：（1）思想和路線偏「左」而不接地氣，與香港主流社會難以融入；（2）「基礎面太窄」，爭取、吸納的範圍小、受眾少，只集中在社會底層。
[3]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並不代表毛澤東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沒有資本主義元素，毛思想本身就是一個願意與資產階級作出妥協的思想的。在實際例子上，我們可以看見例如霍英東一般的愛國商人是向來都與中共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4] 安徒：〈天朝治港，去殖背後深深的戀殖〉｜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參考讀物
呂大樂、趙永佳和容世誠（合編）（2014）：《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葉張喻：〈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香港問題戰略決策的歷史考察〉，中國共產黨新聞，2007 年 6 月 12 日。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初版。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香港聯合報叢書，1993。
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 : 制度, 衝突與變遷〉，2020。
雙山：《毛澤東思想論稿 = Studies on Mao Tze-tung Thought》。香港：信達出版社，1973。
羅永生：《逆權論我城》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2020。
Fong, B. C. (2014).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s for HKSAR governance, 1997–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195-220.
Yep, R., & Lui, T. L. (2010). Revisiting t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China Information, 24(3), 24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