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簡介沒有的平台發展史：香港外賣員與企業關係的改變

回到香港，除了透過大量資本注入，以及不斷收集、累積顧客數據以形成壟斷優勢，要更好地了解平台經濟在香港的發展邏輯，我們可以看看科技和數據如何改變平台經濟企業和勞工的關係，檢視平台如何透過演算法收集外賣員的工作數據、降低單價等，從工作流程到身體，進一步控制和剝削外賣員，實現以更少成本獲得更大勞動力。外賣平台企業和勞工關係的改變，大概可以劃分成三個階段：從最初的傳統僱傭合約，轉型至自僱合約，並最終發展成單價不斷下降的逐底競爭狀態。

第一階段：傳統僱傭合約

德資 foodpanda 於 2014 年進軍香港市場時，是以全職僱傭合約招攬外賣車隊（俗稱「車手」）。除了基本月薪、法定假日、有薪年假、強積金供款、意外保險等基本勞保外，更為員工提供電單車、油費、餐券。此時期加入的「車手」均有不錯的薪酬，而公司高層亦不時親身與員工會面了解其需要，可謂公司與員工的蜜月期。

第二階段：自僱合約

2015 年，英資 Deliveroo 加入香港市場，引入了「獨立承攬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制度。所謂「獨立承攬人」，即現時所理解的「自僱人士」（self-employed persons）。除了少部分繁忙地段的外賣員能繼續受聘於全職僱傭合約，其他都被迫轉自僱合約。在香港，「自僱人士」並不屬於基本僱傭條例的保障範圍。換言之，自僱合約下的外賣員僅能以基本時薪加訂單單價的方式授薪。

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foodpanda 當然「唔執輸」。2016 年，foodpanda 便以更高的單價作招徠，吸引員工轉自僱合約，甚至將電單車出售予外賣員。縱然兩間公司不斷調低基本時薪與訂單單價，但在外賣員仍未過剩，且在平均單量充足的情況下，外賣員仍能以「多勞多得」維持收入，適應新制度。同年，美資共乘服務公司 Uber 旗下的 Uber Eats 加入競爭，成為第三大外賣平台，希望能以早早建立起的從業司機群發展外送業務，惟未能打破 foodpanda 和 Deliveroo 多年來「雙頭壟斷」(Duopoly) [1] 的局面，多年來市佔率僅僅約 5%。2021 年，Uber Eats 宣布退出香港市場，終結長達 5 年的苟延殘喘。

[1]：香港的外賣平台產業，大致已發展至以 foodpanda 和 Deliveroo 為首的「雙頭壟斷」（Duopoly）的市場形態。兩家公司的市佔率已大幅拋離競爭對手 / 令投資者難以入場，從而主導市場制定價格的權力（price-setting power）。規模之大足以令加盟商與員工無法選擇其他商品或勞動力的買家，因此價格（如商品價格、薪資）就會被唯一的買方大幅壓低。

第三階段：逐底競爭

及後 4 至 5 年，foodpanda 和 Deliveroo 建立各自的核心勞工群。競爭格局漸趨穩定後，便逐步以「繁忙時間附加費」（peak hour bonus）及「繁忙時段最低時薪」（peak hour minimum income guarantee），取代原有的基本時薪制度，進一步大幅降低成本。外賣員的帳面收入表面上不變，但邊際收入卻呈現長線下降。與此同時，兩間公司沒有設立廣泛而具代表性的集體談判機制，讓員工參與制定新政策和處理訴求。多年來，兩家公司以「搵快錢」、「靈活工時」、「多勞多得」等短期利益的幌子作招徠，吸引外賣員跟隨勞工保障不完善的新制度。

2020 年全球疫情爆發，重挫地方經濟。疫情下的社交限制及失業潮釋放大量勞動力和催生龐大的外賣服務需求，刺激外賣平台產業逆市擴張。公司規模擴大，以及供過於求的勞動力，令員工的議價能力大大下降。

foodpanda 和 Deliveroo 兩大行業龍頭開始採取更大規模的薪資結構改革，玩起了「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遊戲，恃著外賣員欠缺議價能力、沒有集體代表和談判機制，暗地調整薪酬和訂單分配機制，進一步苛扣訂單單價和補貼，以達致利潤最大化。

派送系統混亂，系統修改的準則不透明亦不平等，外賣員每次均被蒙在鼓裏，往往在勞碌一天後才得悉收費和評分組別被調整，更有甚者遇上「步兵跨區派送」、「為已倒閉餐廳接『鬼單』」、「系統錯誤計算送餐實際所需時間而被強制停工」等情況卻申訴無門，無理懲罰甚至中止帳號，令本來微薄的薪水亦付諸東流，多年積怨終令外賣員反抗。

香港外賣平台行業曾歷兩次大型罷工，首次是在 2020 年 5 月，有 Deliveroo 外賣員因公司推行新制，取消訂單底價而發動工業行動，當時約 300 人聚集在 Deliveroo 位於中環的辦公室大廈外，要求與資方見面。經過多次談判後，資方承諾作出多項改善措施，包括當餐廳延遲出餐外賣員等候時間超過 15 分鐘，可通知客服取消訂單且接單率維持不變；而在 2021 年 11 月，市佔率最高的 foodpanda 因配送系統與員工待遇日益惡化而觸發一連兩日的六區罷工，外賣員透過集體上線但不接單，令大量送遞單無法成功派出，成功癱瘓 pandamart 門巿及送餐系統。勞資雙方經歷兩次共約 14 小時的談判，最終達成共識。

而值得一提的是，是次 foodpanda 外賣員罷工的出現，不單因為外賣平台步步進逼，削減員工薪酬，更有賴成功的網絡動員，連結南亞裔與本地的同業。

數字勞工大命運：全球數據資本主義

香港外賣員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工資問題，而是科技應用和數據分析結合全球資本主義的「共謀」。各大外賣平台所盤算的，當然並不單是每張訂單裡連塞牙縫都不夠的佣金，如果將一切置於「全球數據資本主義」視角，就會發現外賣平台在香港的運作和擴張不是個別案例。在本地市佔率戰場衝鋒陷陣的「騎兵」、「步兵」的背後，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全球平台經濟市場的「沙盆推演」。

回顧兩家外賣平台進入香港的經過，就是一場爭奪市場主導權的纏鬥。不論是香港的 foodpanda、Deliveroo，還是世界各地的外賣平台，基本上第一步都是透過大量招聘勞工、併購同業，甚至配送產業相關的科技和服務公司，瞬速搶佔新市場和增加市佔率。然而，一味開發新市場並不足夠，如何在疫情後保持平台影響力才是重中之重。進入大數據時代，要令平台持續壯大，不能夠只回應客戶群需求，更要改變和控制市場需求和生態。

Delivery Hero（foodpanda 母公司）2020 年的網誌引述了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辦人 Niklas Östberg [2] 指，「快商務」模式（Q-commerce）將會成為企業未來的發展定位，以建立有別於傳統電子商務「便宜價格購買大量商品」的商業模式，進一步主導送遞產業的未來發展。「快商務」是什麼？簡而言之，就是更即時的購物、更小批量的商品、更短的配送距離、更快的送遞速度、更多元的選擇——即意味著，只要消費者能適應甚至依賴全新的購物模式，長遠建立起核心消費者群，再透過科技收集和分析不同用戶群的消費喜好和習慣，不論社會環境如何改變，平台便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回到香港，作為這次疫情的受惠者之一的外賣平台 foodpanda，亦乘勢擴展不同種類的業務，包括推出網購平台 foodpanda mall、自營生活網店 pandamart、商業物流服務 pandago，以及即將開展的供應鏈業務 pandamerchant，長遠建立一個獨有「生態圈」，覆蓋人們生活各方面所需。

除了商業模式轉型和多元業務發展，平台經濟的壯大更受惠於疫情下釋放大量的失業人口，致使平台有優勢透過降低員工薪酬以降低運輸成本。受惠於勞動力的的快速充填，平台能以「人海戰術」打破時空限制，提供更靈活的送遞服務，滿足不同顧客的送遞需要，進一步改變人們的外賣習慣。更有甚者，會在自營業務銷售低於市場價格的日用品，吸引顧客消費和回購，以補貼的方式培養消費者習慣。香港 foodpanda 旗下的 pandamart，便有出售低價桶裝水和捲紙作招徠，讓消費者「返尋味」——但背後這種回應和實現客戶極端要求，以維持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做法，是透過轉「假自僱」和降低單價達到。過程中的所有對人的損耗和風險，還有演算法施加於人的控制與懲罰，只會進一步加劇風險並轉嫁至前線的物流和配送員工。

疫情反覆無常，但「宅經濟」反其道而行，各種外送、影音串流、交友平台應運而生，逆市發展；各種實體門市和交通行業則陷入產業的嚴寒。這種鼓勵人們「不出戶」的生活和消費模式，進一步刺激產業轉型，重新形塑人們的生活習慣。新的商機、新的工作機會、新的生活習慣——不論是平台企業、從業員、消費者，都看似是這波看似起飛的「宅經濟」產業的受益者——並不然。平台經濟下的薪酬和訂單分配機制問題，除了進一步的薪資剝削，更讓工人暴露在不同的不必要和不合理的健康和人身安全的危機之中，例如員工之間惡性競爭、工時過長、過勞死，甚至是暴露在病毒下等，類似的問題同樣也發生在台灣、南韓、中國大陸的平台工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