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你對八九六四的誤解

學生團結爭民主

凌晨四點左右，我們正在睡覺，突然感到一陣氣悶，我的雙手被人反剪到背後，同時另一隻手將一塊粗糙的毛巾塞到我嘴裡，再用另一塊毛巾繞著嘴和耳根綁住我的頭。這一切都只在十幾秒鐘之內完成。我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再一看，柴玲也被人鉗制住了，但對她似乎要放鬆一點，沒有堵住她的嘴。這時，我聽到她憤怒地喊：『王文（另一位學生領袖），你要幹甚麼？』
—學生領袖封從德憶述被綁架的情況

 

—— 一個民運參與者

對六四時學生的想像，許多時候只有激昂、團結的一面，然而像上述般，不擇手段爭奪領導權、組織混亂和溝通失效的例子，也絕非個別情況。

其中一次最具爭議性的，發生在第一次戒嚴後。5月21日，說要堅持絕食的一眾指揮部絕食領袖，因懼怕軍隊清場，竟置廣場上的人不顧，自己躲了起來。趁著指揮部離開這段時間，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下稱高自聯)的王超華在當晚，曾逐個逐個帳篷說服學生離開，獲得逾200所大學學生承諾離開的簽字名單。在情緒起伏甚大的廣場，簽字名單也未必能保證學生離去，但拿著名單卻意味高自聯獲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授權，正在領導運動—這是指揮部等人無法接受的—無論是想爭權，還是想帶領學生爭取最後勝利。當指揮部等人翌日回到廣場，為了重奪廣場領導權，指揮部的張伯笠名借實騙，得到高自聯王超華手上的簽名名單後，沒有歸還。後來王超華更怒斥對方製造了一次政變。

「六四」是場學生運動

「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也呼籲絕食的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首都工人將利用一切和平且有效的手段，包括罷工，來達到我們的目的。」

—《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

對於八九民運，鏡頭總是對準學生，然而參與民運的，還有其他群眾和工人。

運動中期，在學生的協助下，一些工人聯合起來，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下稱工自聯）。工自聯曾嘗試號召總罷工，逼使政府答應學生的訴求。此外，他們也有自己的廣播站，協助宣揚運動。戒嚴令實施後，工人們更跟市民一起組織敢死隊，每隊逾百人，駕著大大小小的汽車、單車，一方面號召群眾加入，另一方面以設置路障、以堆起人牆等方式擋著軍隊前進，曾成功阻止軍隊進城。

政府無改強硬態度

「學生運動是一次愛國運動。它的到來是因為我們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教育方面存在著很多問題……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對話是一個主要構成元素，這對學生和政府來說都可以接受。」

 

—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閻明復

先不論談判是否有實質成效、政府是否會讓步，運動初期，政府曾多次答應對話，包括約好了在5月中舉行的一次。不料，另一群學生完全不知道有對話團這一回事，他們早在對話發生前，便發起了絕食。此後，政府還是不斷嘗試開展對話，而這種較開明的態度多次於政府高層的講話體現。譬如素來被認作黨內開明派的趙紫陽，在失勢前曾指示主管官方媒體的領導人，說學生並不是想反對政府的基本制度，所以，對遊行的報導，提高新聞透明度，風險不大。縱然趙紫陽也曾提及有一小撮人想利用學生製造動亂，但他的講話還是扭轉了「四二六社論」的強硬態度。

還有一次發生於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前後。因為政府打算在天安門廣場接見戈爾巴喬夫，故一些學生認為趁著他訪華佔領著廣場，可以爭得更多談判籌碼。為了說服學生離開，另一位在民運中以溫和見稱的政府高層閻明復，曾答應學生對話的要求，承諾不會秋後算帳，甚至願意以自己作人質，跟同學一起回校，可是承諾最終還是沒有兌現。雖然學生願意讓出半個廣場，政府還是決定移師至機場接見戈爾巴喬夫。

事實上，強硬派與開明派的分歧只在終止運動的策略，他們從沒質疑黨的統治地位。故此，只要趙紫陽等開明派能終止運動，強硬派如鄧小平也不反對他們實行自己的計劃。只不過在戈巴喬夫一役後，他們的耐性到了極限，所謂開明派才全面失勢。

廣場士氣高昂，學生留守到底

「我們好多次都想撤離廣場，但每次都改變了決心。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學生們，尤其是外地學生們，都不願意離開。最後，所有管事的人都必須支持佔領廣場，如果你要學生離開，學生們就會把你拋開。」

 

—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評民運後期廣場的狀況

戒嚴實施後，不少北京的學生已無心戀戰，回到宿舍或家裡去。留下來的，除了較激進和堅定的北京學生，更多的是各地赴京參與民運的人。他們千里迢迢前往北京，才剛剛到埗，離開的動機自然比較弱。外地學生不願離去，讓學生領袖們想撤卻撤不得，而不想失勢的學生領袖，除了繼續高呼激昂的口號外便別無他選，造成僵局。

不過外地學生到來，亦無改5月中後廣場士氣日漸低落。直至6月2日，知識分子劉曉波、周舵、高新和當紅歌手侯德健四人發起另一波絕食，群眾受到感召—部分是因為絕食而再次牽動情緒，也有部分是因為受歌星侯德健的魅力吸引—廣場才重現成千上萬的人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