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流放】

城鄉之別乃錯誤的問題設定

或者我們的整個身體，各種感官、新陳代謝與免疫系統運作的各種生化條件，經已退化到一個無法復甦的地步。我們不可以給太陽曬、不可以讓風吹雨淋、不可以抵受日夜溫差、不可以接觸動物和禽鳥、不可以足踏泥土、捉摸花草樹木、不可以給蚊叮蟲咬，千萬不可以隨便觸碰、親吻摟抱鄰人。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因為我們變成皮膚敏感、腸胃敏感、氣管敏感、藥物敏感‧‧‧‧‧‧眼耳口鼻對耳聞目見嗅到嚐到的都容易有過敏反應，而且道德敏感、性敏感、膚色敏感、所有政治都太敏感，非常神經質。本來不是如此的，可是「本來」是怎樣無從想像。

甚麼都碰不得的身體，甚麼都不去碰的一種生存狀況，以觀看（Viewing）與指點（Pointing）等同所有行動的角色模擬，每個人都可以不假外求的成為自己：

每天從一個石屎玻璃罩出發，登上一個會動的鋼材玻璃罩循不可改變的路線，來到另一個石屎玻璃罩做著指定的工作直到下班，再登上一個會動的鋼材玻璃罩，沿相同的管道網絡來到另一石屎玻璃罩裡，購買來自全球最大污染排放國的各種出產，進食同一個生態災場輸出的各種加工食物，沿相同的管道回到起點梳洗拉睡曰回到家。並且，這種以耗費交換耗費的生活，不消幾十年間已經令我們的遺傳基因──人類做為一個物種的生物藍圖與記憶體──起了不可易轉的變化，會生各式各樣的癌、上一代從未生過的病。

我們無法在「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生活一段比「假期」要長的時間；我們甚至無法想像「城市」以外的生活：「如果無乜乜乜，不如叫我去死好過！」、「唔可以咁咁咁，我會死的。」與玻璃箱裡插了滿身喉管的危殆嬰孩無異，只是玻璃箱比較大，有些儀器可以隨身攜帶。

拿走各種科技設備，離開所有怪胎建築，人是甚麼？相反，能夠在野地上生存的，一定不是人，而是「原住民」、「土著」、「野人」。在近似的（殖民或城市當權）的視角中，「農民」與「漁民」及「田地」與「海」的整個觀念與所指，得次第趕進博物館與教科書插圖中，貶斥為落後於時代，或框置於神話史前時期，奉為一宗，惟不可立足於現世、當下的政治。

當一個物種的其中一支，要把所有「非我族類」逐出其天天擴張的領地，決意以毀滅所有物種的共同生境，切斷生命的循環，另外建築一個「世界」，說是為了使一切死的活的都要成為「有用」，田野可以用來蓋車廠、海洋可以用來做殖養場同時是工廠水冷儀、核爆試驗場與污水排放口，湖泊可以堆填廢料、動物禽鳥可以集中虐殺、一切會開花結果的都沒有種籽；山頭可以炸開、木林可以一把火燒光、河川可以截斷‧‧‧‧‧‧鄧小平說一句任人引用的就可以了。

於是水龍頭流出的不是水而是沙漠，電制開關流通的是煤灰與污水，海岸拉直、鐵路貫穿一地一民的心腹，讓大戶趕快來用人民幣當地結算，買得無數民工家散人亡的血汗與淚曰文化曰發展！而且香港人特聰明，會用鋪橋蓋路解決鋪橋蓋路帶來的問題、用「地積比」的精算巧奪天空中的「可建樓面」、在沒有一寸沒給石屎水泥封殺的市區地底再建三、五七層地下商場、停車場。

可是離開城市，並沒有「自然」──連荒野都沒了，除了沙漠都是可發展用地。人把自己從萬物共同的生命循環中區別開來，用此際此時的連場災難支付每天的生活所需並佯作不在現場，他就得永遠在自己築成的「世界」中流放，或者，偶爾會在有閒無聊的時候，想像一種有電、有水、又有煤氣、又有汽車、不用望天打卦、也沒有甚麼粗活要幹，樸素、恬淡、自給自足的「鄉郊生活」，卻拒絕漁民農民何以不願再打魚耕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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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成長於教科書與電視宣傳片中的香港，此後長期滯留。著有《白瓷》(Porcelain. Ed D. Alexandrovna，
Exist Ran¬dom，1999 )及《房間：作為
「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壓抑》(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2008)，文字及攝影作品散見各種報刋。現從事翻譯、寫作；興趣攝影及「反精神科」實踐。
個人網誌 「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