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佔領中環清場：終結還是開始？

文：石七刀

早前，匯豐銀行入稟法院，要求佔領中環結束「佔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行人通道。八月十三日，法庭接納其入稟申請，其要求佔領中環成員於八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時前撤出。佔領中環成員堅決不撤離，並舉辦了不同活動，例如「點收科」討論會，反思佔領中環行動的得失。在廿七號當晚七時，更籌備了音樂會，等候限期屆滿，被清場的時刻。法院頒下的禁制令僅屬民事，若佔領者堅決不離開，匯豐銀行需再向高等法院申請強制禁制令，才能請警方強制清場。截稿之前，匯豐銀行保安與執達吏曾數次點算或清場雜物，但尚未申請強制禁制令強制清場。

佔領中環發佈了一封給匯豐銀行的公開信[1]，表明了其反對清場、拒絕上庭應訊和堅
決不撒離的立場。他們認為，佔領的目的在於宣示空間的公共和自主，希望把一個被資本壟斷的空間，奪回給被壓迫者。因為，他們認為，佔領中環並不需要法律賦予其合理性，而且法律保障的是私有產權，窮困人家亦無力支付上庭費用，這種種原因也指向法律是幫助大資本壟斷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因此，他們拒絕上庭應訊，表示會留守至被武力清場。

清場的理由， 歸根究底是私有產權
法官的判詞指出，匯豐銀行總行地下通道「有通過權，沒有停留權」。律師黃國桐補充說：「一個私家地方，若連續開放三、四年，過路者會有必然通道權，所以滙豐總行每年都會封閉一晚，不令開放地下成必然常規」[2]

這就說明了，法院頒下禁制令的理由，歸根究底就是私有產權。匯豐銀行總行地下，表面看來多麼開放，但實質仍是匯豐的物業。所以匯豐有權把通道封閉或趕走佔領者，防止人民對該地方有「必然通道權」和「停留權」，更不能讓開放地下成必然常規。那就是說，在大資本壟斷空間的情況下，開放給你們過路，僅僅是一種施捨。黃律師更以菜園村作例子：「以菜園村村民搬村為例，本來私家路開放給公眾，但見突然湧入大批人，便封閉了，他們有權這樣做。」群眾在公共空間集會示威的權利，因為私有產權的關係被剝奪了，而且擁有者是「有權這樣做」的！

公共空間是一個「遠離家人與朋友的情感領域，暴露於一眾和自身文化、社會背景殊異的陌生人，並和他們有無可避免的接觸的情況」的空間[3]。佔領中環希望破除對於公共空間的壟斷，提出空間的公共性和自主性。儘管我們能質疑他們的做法能否達到這個目的，例如他們沒有和其他空間使用者討論空間的使用，但這個目的能使我們反思：空間由誰所屬？

匯豐銀行指出的其中一個清場理由，就是佔領者「阻礙」途人。然而，綜觀我的觀察，上班下班的途人依舊通過該處、提款的人依舊提款、外傭姐姐依舊在星期日聚會……現實的情況除了推翻匯豐這個無理的指控外，更提供了一個空間自主的想像：空間的開放不能僅是一種施捨，不應被人壟斷怎樣去使用空間。而法律本身，就是為了維護空間的壟斷權。

佔領往何處去？
我們固然要反對清場，但更加重要的是，佔領中環被清場以後的走向。佔領中環早前舉辦的討論會，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討論未來的走向。我認為，佔領中環被清場，其實是一個令運動方向有所改變的契機。

現時的佔領中環行動，強調脫離日常生活的共治社區，沒有好好梳理共治社區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其「反對資本主義」的口號，也似乎未有好好深化下去。提出共治社區的概念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合理的。但我認為，佔領是因金融危機而起的，勞動人民的不滿，是來源於金融危機帶來的民生問題。佔領中環不能把行動和口號從這個背景脫勾，應該直視人民日常生活的困境，而不是脫離群眾，空談「另類生活想像」。

我們可以預視到，佔領中環早晚會面臨強制清場。然而，我不認為佔領者會就此一沉不起。姑勿論他們提出的東西和做法的是非對錯，但匯豐銀行總行地下這個空間，的確是一個提高政治意識的平台。這次的清場，也許是一個機會，讓他們放棄脫離群眾的另類生活形式，而真正的把他們的口號深化，從而帶進群眾裡去。

[1] 佔領中環：《佔領中環　據為公有　打死唔走　清你個頭──致匯豐銀行的公開信》
[2] 大公報：《禁制令僅屬民事　佔領者仍可死守》，2012 年8 月14 日
[3]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92),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