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當上炸藥的藥引──法國六八學運擇述

文：劉子康

談起學運，實在不可不談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在規模上，它算得上是歷史上最大型的學運之一，由開始時巴黎的30000人罷課，演變至全國900萬人大罷工。學運在法國冒起以後，更蔓延到世界各地，即使是歐洲往後的學運，亦深受它的路線影響。

那是一個壓抑而躁動的年頭。總統戴高樂統治法國經已十年，他威權式的管治作風，各個機構裡都滲透著層級分明的官僚架構。譬如說在醫院裡有著不可侵犯的首長威權──有任何醫學成就，也是由首長一人領功、按年資和他的喜好決定誰可升職。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勢力也相當霸道：工人工資微薄、工會無甚權力。在一家汽車廠裡，廠方為了減弱工人的組織力量，刻意把不同國藉、語言不通的工人安排在一組工作，連最基本的交談也沒可能發生。

這種壓迫，即使在一般認為是自由開放的大學裡依然存在。在南泰爾大學──六八學運的起源之一，學生擁有的自主權也是極小，男女宿舍壁壘分明，學生不能進入異性房間；甚至有規矩表明不能在校內組織任何政治活動。簡單而言，學生都被當成小孩子看待，他們都非常厭惡這種待遇，因此接二連三地以行動反抗，諸如佔領異性宿舍、阻礙校內考試等等。校方甚至嘗試動用警力鎮壓學生，但只激起了更大怨憤。零星的抗爭持續了幾近兩個月，才蘊釀到全國性的革命氛圍。

整個運動的來龍去脈相當龐雜，在這裡不能盡錄，唯有擇錄兩個值得我們反照的重點。

孤掌難鳴的學運

學運本身有著星火的作用，擔當運動先鋒引起各個職位的人罷工，使社會運作停滯，向當權者施予不容忽視的壓力。五月風暴在這方面算是非常成功：學生一連串的行動和論述，加上防暴警察對他們的武力打壓，令他們爭取到大部份民眾的支持。

開始時，不少人因為同情學生而行動，當中包括在法國國家電台發起罷工的管弦樂團和作曲家。後來他們卻開始檢討法國的文化政策：要求有更自由的政策、給年輕作曲家更多廣播機會、演唱者在節目裡的發言權太少等問題。當時的法國，即使在文化界中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層級機制，使新人難以有演出機會。即使學生沒有主動連繫，他們也因同意運動要消除官僚體制的綱領而起來反抗。

當然，最大影響力還是佔社會絕大多數的人───基層工人的罷工。罷工很大程度上是由學生鼓動產生：他們會在口號裡強調工人革命的必要，亦會主動闖進工廠與工人溝通，叫他們不要信任只要求改善待遇、不要求制度改革的總工會，在佔領工廠期間亦會輔助工人展開討論。更甚者，某些學生更放棄學業，轉到工廠裡做散工，由根基開始組織工人。結果，罷工工人佔領自己的工廠，組織起自己的糾察隊、伙食供應等，甚至共同草擬了民主管理工廠的方案。工人對學生的態度，亦由開始時不讓學生進入佔領了的工廠，到後來成立學生工人聯絡委員會，工人時常以此渠道尋求學生支援。這次罷工蔓延得非常快，由5月14日只有200人參與，在8天後經已發展成900萬人規模的全國大罷工。

比社會走得更前

學生擁有比社會人士更整全的論述基礎，所以除了以激烈行動為社會營造抗爭氣氛外，亦會提出更進步的社會觀。在五月風暴之前，已有頗為強大的工會勢力組織工人運動，但總工會關注的總限於向資方爭取工資、工時、退休金等待遇問題。而且抗爭往往是針對個別事件，譬如說為某間工廠的工人爭取權益。當時的大學生多受左翼思潮影響，對工人運動的支援不限於零星的抗爭，而是把這些事件串連起來，指出問題根源是經濟結構上的壓迫和官僚架構。所以，我們要做的不是為個別的人爭取權益，而是改變現存制度的權力結構，令手握特權的資本家和達官貴人向普羅大眾下放權力。

這種進步的社會論述，成功傳播到社會人士當中，令他們的行動目標更為明確堅定：在長期罷工開始以後，工會、資方和政府曾經為此事談判，並協議了一份草案，維護了工人多項權益，包括提高工資、工時管制、退休金、工會權利等。當時，三方都深信罷工會就此結束，相對保守的總工會亦覺得對會員有了一個理想的交代。但罷工工人卻否決了這個草案，表示不再信任當時的工會領袖。因為從學生那邊聽來的，不僅限於經濟利益的訴求，更加是追求一個由貧苦大眾掌權的「人民政府」。本來只留在學生裡頭的革命氣氛，經已成為了一種得到普遍認可的政治局勢。運動裡的其中一個標語是：“Since 1936 I have fought for wage increases. My father before me fought for wage increases. Now I have a TV, a fridge, a Volkswagen. Yet my whole life I’ve been a chump. Don’t negotiate with the bosses. Abolish them.”

我們如何借鏡

縱然運動一直進展順利，這場革命最終也沒有推倒戴高樂政府。戴高樂在5月尾就運動發言，暗示會出動軍隊鎮壓，嚇退了不少運動參與者。同時又在推動重選時，發言拉攏法國的國族主義者。之後的重選裡，戴高樂與其班底不但沒有被拉下台，反而在國族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增加了在國會的議席。即使如此，戴高樂在重選的政綱中，依然納入了許多保障基層利益的政策，以爭取當時溫和左派的支持。

從這個結果看來，六八學運似乎是一場敗仗。但在短短一個月內組織起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當中的運動綱領和組織方法必有可借鑑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現時的政治情緒和1968年的法國相差甚遠──在發動全國性罷課的11天後，就迅速引發了全國大罷工，這種情況在現今香港實在難以想像。即使如此，法國學生依然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參考的經驗。

學生運動應該要連結社會人士。縱使罷課造成的壓力相當有限，卻能發揮星火作用。由學生做運動的先頭部隊，繼而散播到各階層的在職人士，造成具迫切影響力、能夠停止社會運作的大規模罷工。香港的各個群體卻無甚聯繫，即使如前年碼頭工人發起罷工，學生的關注也只留於到現場幫幫手的層次，不能將運動的力量傳到其他群體。香港學運的策略也傾向以主流傳媒炒熱議題，從而爭取群眾關注，卻忽略了親自接觸群眾、向他們宣揚理念的重要性。畢竟媒體只負責報導事件，甚至會抹黑運動。同學即使因報導而認識到運動，也不代表會支持罷課，因為報導而投身運動更是少之又少。學運先鋒主動與同學溝通，以至去說服其他社會人士支持運動，這種根莖式的組織方法不可或缺。

學生所提供的社會論述，理應比主流社會走得更前：法國學生的革命思潮成功感染群眾，影響法國的政治氛圍，連結起不同階層的人共同面對的苦況，批判資本主義對普羅大眾的種種壓迫，直擊問題根源。在香港，我們也需要更進步的論述。和平佔中將民主約化成爭取普選──一種純粹的程序公義，甚少提及民主讓人民生活自主、改善生活的價值（詳見〈談民主抗爭論述的轉向〉一文）。譬如說，我們不會聽到普選特首和訂立全民退休保障之間的關係，對於代議民主如何能夠改善民生的辯論也甚少聽到。

在這裡，要求像六八學運一樣的革命論調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也應該在盲目崇拜議會民主的香港，直指這種制度的侷限吧？若不能做到這點，罷課這個激進行動也只是換湯不換藥，它能夠有多大效用亦十分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