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民主價值 連結民生訴求──談民主抗爭論述的轉向

【中大學生報 罷課特刊】
文：龍

佔領中環走到今日，雖然挾近八十萬人投票，但在社會上依然得不到一大批人的支持。不少民眾更不再對佔中抱甚麼希望。關於佔中的失敗，我們或會歸咎於香港人政治冷感、對爭取民主付出太少，甚至攻擊他們是「港豬」。要爭取民主，就要等香港人「覺醒」。我們如此批評香港人，又有否想過組織運動的人也有不足之處？既然要爭取民眾支持，我們又有否把問題與民眾連結？當我們只懂斥責民眾冷感而缺少對運動的反思，我們往往與民眾及其實際需要愈走愈遠。

當下論述的缺失

一直以來，我們只強調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踢走功能組別等等，關心的都是政治制度上的民主。事實上，只關心政制民主合理嗎？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人民終日奔波勞碌，又如何把握自己的政治權利？不少市民每日工時長達十小時或以上，加班工作更是常態，每天在如此長期工作後，打工仔又豈有精力、時間關心甚麼民主不民主？即使當下就有普選，貧苦大眾也難以有效參與社會議題。因此，我們必須承認代議民主的局限，需要配合一定社會保障舒緩民生問題，才能達致比較民主的狀態。

事實上，普選對群眾來說，究竟有多重要？制度上的民主問題，與他們的距離甚遠。真普選的意義對他們來說，似有還無。對一個平凡的市民來說，普選與三餐安穩又有甚麼關係？民眾關心安穩生活，無可厚非。如果我們不能把民主制度與民生問題扣上關係，又談何打動民眾？

但當下的佔領中環，依然強調「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只有空洞的口號，當然也就落得頹敗的下場。要達致民主，民眾的參與必不可少。今天，我們要讓運動得到民眾支持，就必須改變一直空洞的論述。

香港人，一向被認為是「政治冷感」，但在七、八十年代，不同地區的居民，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居民運動。這場運動上的民眾動員，實在值得我們參考。

群情洶湧──七十、八十年代的居民運動

七十年代「十年建屋計劃」的實施，將大量市民的居所清拆，將他們通通逼遷，才建成公共屋邨。計劃影響過百萬人的生活，因此激起了不同地區的反抗。居民在一些宗教團體及社工啟發下，成立居民組織，嘗試逼使政府改變政策及提供更多福利。這些居民組織對政治參與十分積極，多次站出來反對政府加租，更會關注其他社會議題，比如不少居民組織曾加入「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參與當時摩士公園的反核集會，回應當時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的方案。

八十年代，他們發現個別居民組織的力量根本不足夠向政府施壓，因此他們更聯合起來，成立不同的聯區組織，當中以「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最具代表性。它不但會回應全港性的房屋政策，反擊房委會，更會主動倡議政策，比如就公屋租金、公屋計分制等等，都提出過不少建議。他們的存在仿如人民議會：透過居民之間互相討論，制訂最適切的政策，是別於代議民主的另一種民主模式。

當時居民之所以踴躍於政治參與，正因問題關乎民眾切身的利益，而且他們除了直接抗爭，幾乎沒有其他方式向政府表達不滿。另一方面，在這種政治參與的模式下，居民要保衛自己利益就必須走出來，思考、商討、參與社區資源的角力。這些居民組織可謂培養民主意識的基地。

代議民主的崛起

到了後來，市政局、區議會、立法會逐步開放選舉後，不少居民組織的核心人物均認為要改變政策，就必須進入建制，以便在制度內外夾擊政府。因此開始參與區議會及市政局選舉，居民組織開始慢慢旁落。

但事與願違，香港的議會本身就缺乏權力。立法會議員要提交私人草案，內容上已面對重重限制，要在功能界別通過更是難若登天；區議會的影響力只限於地區事務上，難以影響整個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同時，議員在制度內也有自己的利益，比如要保住議席，就得向中產議題靠攏，因此減少對基層議題的關注。

另一方面，居民組織亦難以監察議員工作。本來期望居民組織與議員的裏應外合根本沒有發生。時至今日，居民組織已被收編成政黨的「地方樁腳」。民眾多認為民生福利議題不應涉及政治問題，遇上制度上的問題，他們只會認為是個別福利議題，而不會認為是政府保守的福利觀問題。因此他們只會向社工組織或區議員求助，而鮮會走出來向政府爭取。這樣的意識令民間的抗爭力量大大削弱。在欠缺壓力下，自然很難向政府爭取些甚麼。

過去我們經常空談「民主是普世價值」，以此支持爭取普選。但我們必須理解，只有在勞工得到一定保障，普選才不致淪為社會中上階層的玩意。而七、八十年代的居民運動更告訴我們：假如民眾認為運動真的可以帶來確實的改變，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更會勇於參與。因此，我們不應再只強調冠冕堂皇的民主概念，而是要讓民眾感受到，抗爭與他們息息相關，比如強調在民主制度下有更大空間爭取勞工權益等等，在論述上將政治訴求和經濟訴求連結。

「民主」不只是代議民主

當下我們固然要爭取普選，但我們對民主的想像，不應只限於代議民主。民主的本質在於平等的政治權利，代議民主其實存在很多不平等的情況。以美國為例，它實行代議民主已久，但大企業一直也可以透過政治獻金影響政黨。民眾在選舉上的一票當然無法與富豪的政治影響力相比。另外，某些議員只不過是民眾缺乏其他選項下的選擇，根本不可以說他們代表民眾利益。因此，儘管議會民主的確可以讓我們奪回點點政治權利，但如果我們真的重視民主的精神，就要踏出更多，嘗試縮窄不同階層影響力的差距。

反思過去 立足當下

我們深明當下將是香港政制改革的分水嶺，正因如此，才要好好反省過往不足，重新出發。現時，不論是議會路線，以至民生路線的抗爭都顯得乏力，正是因為民生問題與抗爭的割裂，令民生問題去政治化，也令抗爭失去民眾基礎。既然我們嘗試以罷課作新的抗爭，就應該補完過去論述的不足，以民眾切身利益出發，爭取他們支持。而關於這出路的思考當然還有很多：我們要嘗試說服民眾支持運動。但要說服哪些階層支持？如何說服？如此種種，其實都應該納入往後罷課的會議中討論，讓大家一同討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