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寒冬下的這一代——訪「凌霜」

訪：約、何正男
文：約

如果兩年前的學生會是「星星之火」，今日學生會所面對的，恐怕是一場嚴冬。

不過，他們決意「凌霜」。

面對惡劣的社會環境，他們為何依然決意出選學生會？他們參選的背後，有一個怎樣的故事？

大家身處同一個校園，當大部分同學都因茫然、無力而失去希望，他們是如何克服？支持着他們在政治寒冬下出選的動力又是甚麼？

會長Owen：「我諗係因為自己曾經為『香港人』呢個身份戰鬥過，亦都有朋友為呢個身份而犧牲，所以唔想放棄。」

「928當晚我見到『香港人』」

黑夜之中，一群身穿綠色制服，戴着防毒面具，手持盾牌、長槍、催淚彈的防暴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步步進逼。「啲警察帶住防毒面具，我睇唔到佢哋面具背後嘅真面目，佢哋好似冇表情嘅機器咁，不斷發射催淚彈，攞住支槍撩下撩下。」Owen如此憶述2014年9月28日晚上的情景。面對當刻的情景，示威現場的群眾「雖然都會驚， 但係更多嘅係憤怒」。催淚彈打在群眾之中，大家慌忙走避，但不消一會催淚煙散去，示威者再次回到原來的位置與防暴警察對抗，喊着「可恥！可恥！」。當晚的群眾雖然互不認識，卻有默契地互相幫忙、互相保護，他們雖然有着各自的經歷，但當晚在示威現場卻有相同的感受。

那天晚上Owen第一次見到「香港人」，「香港人」這個身份，也一直為他日後的抗爭提供動力。

由不折不扣的建制派到926中學生罷課

在928站在前線的Owen其實也有過思想保守，甚至「建制」的時候。自幼成長於一個相對建制的家庭，父母從事政府工。父親在電視新聞中見到一些議會抗爭、街頭示威衝突畫面，往往會冠之以「搞事」之名繼而破口大罵。耳濡目染下，Owen形容自己曾經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建制派」。

直至中三時，鄰座一位熱衷政治討論的同學讓Owen開始改變過往的想法。「當時我信奉精英主義寡頭政治，但最後畀佢說服到寡頭政治嘅寡頭好多時都唔係精英，尤其是嗰陣當權嘅689更加唔係精英，而係單純嘅扯線公仔。」民主政治、香港現況乃至中共壓逼都成為他們的話題， 更讓Owen對政治的理解有180度轉變。

雨傘革命爆發前兩日（9月26日），學民思潮響應大專學界的罷課行動，發起了中學生罷課。「926中學生罷課係我人生第一次認真參與嘅政治行動」Owen如是說。不過這顯然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Owen曾經為此與父母激辯，最終一如其他被政治影響家庭關係的情況——「我說服唔到佢，佢又說服唔到我」。

於是，Owen一直在抗爭路上隱瞞父母。「到今日我都冇同父母講過我參與政治」，但他又說：「雖然我覺得佢哋其實已經估到。」幸好的是，他的哥哥一直支援他參與政治行動，有時候幫忙隱瞞家人，有時候幫忙聯絡Owen的朋友，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由金鐘到旺角

佔領期間，Owen經常會在放學後和假日期間參與佔領。其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他都只留守金鐘佔領區，一個他形容為相對「安逸」的地方。直至11月下旬，警方在旺角清場，Owen毅然到旺角支援其他抗爭者。

「喺旺角嗰陣晚晚都打。」Owen如此形容旺角與金鐘的不同。

「我企喺第二排」，為保護戰友他選擇「衝出去擋」，一種面對強權不願退縮、希望保護戰友和家園的心態，他稱之為「勇武」：「勇武未必係手段，更多嘅係心態。」

在旺角對峙期間，他與身邊的抗爭者傾談，也從中確立了自己的本土立場：「基本上係身份認同嘅問題，本土就係要為香港而戰鬥，而唔係建設民主中國」。

後雨傘之本土思潮

在雨傘後的一段時期，Owen也有過迷茫，「方向見到，但條路見唔到」。「本土化」似乎勢不可擋，但當中實際的路向卻未見清晰。同時Owen也注意到，不少人在運動結束後失去抗爭意志，重回所謂「正常生活」。對Owen在內的許多抗爭者而言，心裏一直希望「將群眾拉返去抗爭嘅世界」。

2015年2月至3月，以反水貨客為旗號的光復行動，成為了Owen和一些抗爭者的希望，認為可以「回應雨傘後一種『唔知可以做咩』嘅無力感」。Owen也因此認識了本土民主前線，「雖然佢哋嗰陣做嘢有啲柒，但我覺得佢哋行嘅方向係啱嘅」，一個政治理念相近的新生組織讓他看到希望。

2016年大年初一的旺角事件，Owen認為是「另一次覺醒」。他認為， 過往抗爭一直強調的「非暴力」教條在此終於被打破，「以武抗暴」應運而生。梁天琦在事件後聲名大噪，讓主流看到了這位原本在新東補選寂寂無名的本土派候選人。造勢大會當晚士氣激昂，「贏！」、「當選！」之聲不斷，Owen也為此振奮，更決定為他助選。

在落街站宣傳的時候， 市民的反應相當兩極， 有被人指罵的時候， 也有市民送暖的時候。選舉最終以梁天琦獲得六萬多票落幕，雖然未能取得議席，但梁天琦一句「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也讓Owen有過希望：「本土派喺主流真正出現，諗住本土派可以一直發展落去」。

往後的現實對當時滿懷希望的人而言，卻是遠遠無法想像的……

政權之打壓與港人之冷漠

不久後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原本相當樂觀，對「三分天下」抱持相當大期望，但政權的打壓令一切希望、一切想像隨即幻滅。

Owen曾經為梁天琦助選，也在立法會選舉為過梁頌恆助選。眼見自己支持而且付出時間和心力助選的人，一個又一個被政府DQ，他的心情相信比很多人都要沉重。他也坦言：「冇諗過政府嘅打壓咁勁」。令他更意想不到的是，香港人並沒有因此而奮起抗爭，「本來諗住會發生另一次大型群眾運動，但好似乜嘢都冇發生過」。他坦言， 「對香港人嘅冷漠， 甚至冷嘲熱諷非常失望」。

進入到大學校園，Owen原本以為「大學係一個講理想嘅地方」，大學生理應會願意關心社會、參與政治。但現實往往不如預期，甫入大學已經感受到身邊同學的冷漠。「冇諗過大學生嘅反應比大眾更差」，在與朋友交談以及港獨橫額事件中，Owen見到的皆是身邊同學的冷淡，「話咩中大係一個有人文氣息嘅地方，原來中大都不過如此。」

參選學生會

不過Owen始終不願放棄，最終決定參選學生會。不過他們的組莊過程也不順利，「本來有嚟傾莊嘅最後都決定唔上」，「驚搵唔到工、返唔到大陸」的代價和壓力讓他們卻步。

「咁你呢？」

Owen灑脫地拋下一句：「我豁咗出去。」

他的朋友因參與社運面臨審訊甚至監禁，他亦唯有透過參選學生會，「希望對得住嗰啲付出沉重代價嘅朋友」。

在政治寒冬下，Owen認為他們參選「至低限度係要守住現有嘅防線、一啲我哋所珍重嘅價值」。他們認為學界是一個重要的陣地，面對強權步步進逼，他們更要在學界中保存實力。他們固然希望主動改變社會現況，但坦言「除咗個人心力，亦都好視乎成個社會氛圍」，顯然並不樂觀。

不過，他們認為更重要的，是改變身邊同學的態度，「即使制度崩壞、自由不斷被剝削，都唔希望見到自己身邊嘅人對呢個地方絕望」，他們最希望做到的是透過學生會的身位，喚起身邊同學的希望，保持抗爭意志。

後記

社會乃至校園內都充斥着無力感，茫然、無力更令我們對政治變得冷漠，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甚至出現「斷莊」。面對如斯惡劣的政治環境，加上近年學生會也要面對頗大壓力和代價，出選學生會絕對需要一份勇氣，而支持着「凌霜」出選的，歸根究底是一份身份認同和對香港的歸屬感。

不過，恐怕沒有太多人有Owen般的經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以身份認同克服無力感，面對其他同學的冷漠，他們又可以如何回應？其實「凌霜」也着重與同學之間的連結，甫上任便嘗試透過街站在地與同學接觸，雖然反應未如理想，但我們必須承認改變社會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雨傘後不論是社會，或是同學，也難以看見香港政治制度突然改變，或是認為學生會的站位根本不能做到甚麼。如何可以令說服同學學生以至學生會也有政治參與的角色以至改變社會的可能，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雨傘革命以至一系列的抗爭行動過後，我們或許都明白到制度改變不能一蹴而就，在我們無法看到清晰路向之時，我們唯有從身邊的社區做起，學界、校園之內便是一個重要場所。

未來一年，「凌霜」在連結同學之上，恐怕依然困難重重，其一是同學的態度不易改變，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與同學連結之間的議題。雨傘革命後，「傘落社區」之聲不斷，不少組織都嘗試以民生議題、市民福利等面向，連結一些不熱衷於參與政治的市民，例如本報在去年《11月號》訪問的「維修香港」。同樣的模式也可套用在學生會，學生會經常有「只搞政治」的形像，即使內務工作其實佔據了他們大部份時間，或許幹事會需要做的便是讓同學知悉他們的內務工作，並鼓勵同學在校政議題上有更多參與。這裏有兩層意義，其一為校園民主實踐可以作為同學在公民社會實踐民主的第一步，其次如果學生會能拉近與同學之關係，便可以更有效率地傳播其政治理念，擴大學運、以致社運的動員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