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恐懼——刺穿人心的情緒政治

/ 文：李健豐 /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大約兩個月的時間，港中矛盾不絕，一方面當然是疫情來勢洶洶，本地防疫物資緊缺，觸發市民恐慌情緒，人人自危。中國人亦在各地，包括香港，搶購口罩。另一方面，是與反送中運動相接合，香港人與中共政權和香港政府處於極度繃緊的敵對狀態。網絡上亦廣傳中國人在微博上發表對港人的仇恨言論。香港人的政治矛頭就不僅指向政權，更指向中國人。港中矛盾越趨激烈。

誰為歧視與防疫定分界

就筆者觀察，明顯將反送中運動的矛盾連結至武漢肺炎的說法是，Facebook 專頁「華爾街狠人」的一則帖文。其中內容提及感謝前線手足的勇武抗爭，令中國旅行團銳減九成，否則香港很大機會成為疫區。基本上這則留言都是建基於一個不恰當的直線邏輯，就是只要大幅減少中國旅客，便可大幅降低香港淪為疫區的風險。

但只減少病毒來源國的人民，並不能有效預防病毒的傳播。尤其是在此全球化年代，全球人口自由流動，加上香港與病源地武漢皆是重要交通樞紐，陸空雙線的人口交流頻繁，只大大降低中國旅客的數目，並不能斷言香港淪為疫區的風險會大幅降低，因為還要考慮由中國返港的香港人，以及由中國經香港轉機的外國人。不論香港人、中國人、外國人，只要途經中國，皆有可能成為病毒攜帶者，而且病毒的潛伏期長，一月初時，香港人仍未全民戴口罩，病毒依然有機會在香港爆發。因此，香港的安全風險並沒有大幅下降。這種說法只會令人錯置整個防疫討論至族群矛盾，而非實務地降低本地疫情爆發的風險。

另一個熱議的個案，則要數光榮冰室因拒絕接待操普通話人士，而被指歧視。正如筆者在評論「華爾街狠人」的例子，所言大幅減少中國旅客並不必然令風險大幅降低，因此，合適的防疫標準理應是拒絕接待抵港前十四天曾到訪過中國的人士，而不應訴諸於國籍、種族和語言。筆者認為光榮冰室的舉措有不恰當的地方，但可循更大的社會脈絡去理解這種反應，而不應純粹以歧視來概括之。

恐懼 / 記憶的根源

這種判斷背後的邏輯可以是基於未知而產生的恐懼。正如許寶強在《情感政治》一書中，解釋恐懼情緒的生成，「主要有兩種理論。其一認為，恐懼是天生的，是動物保護自身安全的一種本能；另一學說則指出，恐懼經由社會建構，人需要透過學習才形成對待特定事物的恐懼。」顯然地，香港人對中國人產生恐懼的原因是後者。沒有人天生便會恐懼中國人。香港人恐懼中國人是因為歷史與媒體操作的原因。

回溯 2003 年的沙士疫情，當時正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在明知有肺炎病癥的情況下，仍然在 2 月 21 日將攜眷到香港，入住京華酒店（現九龍維景酒店），並且在入住期間未有戴口罩防止病毒擴散，令酒店公共空間受嚴重污染。最終沙士在香港肆虐，奪去了 299 人寶貴的生命，更導致香港經濟陷於低潮，失業率超過 8%，創歷史新高。

疫情過後，中共政權為刺激香港經濟，推行不同「挺港」政策，包括 CEPA、自由行，為日後自由行旅客過多，影響香港市民日常起居埋下線索。中共政權更在後來的歷史敍述中，隱惡揚善，只講自由行挽救香港經濟，但隱去廣東省衛生廳謊報疫情爆發高峰期已經過去，更忽略劉劍倫隱瞞病情一事，最終令香港陷於險境。凡此種種，深深烙印在香港人的記憶中，當中夾雜悲痛與恐懼。

如今的武漢肺炎，仿如帶香港人重臨當時的境況，再次牽扯出當時記憶，再次面對中共政權瞞報疫情的情況，又一次面對中共治下的地方政府瞞報確診數字。當中的恐懼之情心縈繞不去，加上前車之鑒，港人對中共與中國人處於極不信任的狀態。

當然不能排除光榮冰室有歧視中國人的意圖，但單純從客觀理由而言，觀乎中國人在疫情爆發的態度，尤其是在武漢封城的反應，不難從媒體中得知部分中國人會隱瞞或謊報自身的旅遊史和病歷史。媒體要在資訊爆炸的激烈環境中勝出，在資訊的選取上就是要最能捉緊讀者情緒，來換取注意力，所以港中矛盾中的仇恨與疫情的恐懼情緒，就是餵養媒體的最佳養分。媒體很容易就會放大個別的情況，再配合一直以來香港人不信任中共政權與中國人的固有態度，就令香港人作出一刀切對中國人「封關」的決定。

在媒體的呈現上，其他國家人民的信譽比中國人好，因此，光榮冰室其後更改說法，除臺灣人外的操普通話人士，一概不招待。背後所比較的就是臺灣人與中國人的過往信用紀錄。正因為接待中國人有機會遇到瞞報或謊報病情的中國人，就着這種不確定性，恐懼情緒便油然而生。恐懼蔓延的後果就是將他者妖魔化，繼而排斥，最後有機會造成歧視。

政權無道人民當厄

繼續追問下去，這種恐懼情緒是否必然？不必然。港人與中國人都共同面對疫情的恐懼。社會廣泛瀰漫恐懼情緒，背後必然涉及社會因素，其中政府與市民的互動就是其中之一。

武漢肺炎早於 12 月 8 日出現首宗病例，其後官方訊息公佈不多，而且一直抱持樂觀態度，強調「人傳人風險較低」、疫情「可防可控」。這個情況持續到習近平在 1 月 20 日對疫情作出批示，各地方政府才公佈當地確診或疑似病例。在疫情的公佈上顯然滯後。原因在於中共一直以來都以政治維穩為首要施政目標，地方政府亦一直跟從此主旋律，最後導致遲報，甚或瞞報疫情的情況發生。在這種資訊完全不透明的情況，其實已為其後恐慌埋下伏線。1 月 23 日凌晨，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宣佈早上 10 時正封城。時間之倉促，以及措施之強硬，更令人間接得出疫情已失控的結論。最終造成武漢人半夜逃亡的景象。因疫情而造成的恐慌可謂達至高峰。

假若中共政權以防控疫情為最大前提，而非政治維穩為最終目標，做好疫情通報，而香港政府推行完善的邊境防疫政策，譬如拒絕已有明顯病癥的旅客入境，曾到訪中國的旅客或香港人須接受強制隔離，確保入境者沒有受到感染。另一方面，在醫療資源的籌措上，穩定供應，加上定時發佈相關物資的存量資訊，例如：口罩、保護衣等。盡量減低感染風險，消弭不確定性，市民的恐懼至少不會瀰漫得那麼嚴重，排外的心態，也不會因疫情的緣故而加劇。

致使香港處於今時今日如斯田地，很大部分責任就是中共瞞報疫情，令其治下的中國人驚惶流竄，以及香港政府的刻意不作為。抗疫所需要的官民互信基礎已於反送中運動徹底土崩瓦解。港府在南韓爆發疫情後，對其全面封關，禁止非香港居民的人由南韓到香港。彷彿在此前指「對中國封關是歧視中國」一說不復存在，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昭然若揭。港府所謂的科學防疫根本無法取信於民。根據中大醫學院最近所作的調查顯示，僅一成六的市民相信香港政府發放疫情的相關資訊。在信任基礎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亦說明為何香港的搶購潮比沙士期間更加嚴重，因為市民不信任政府，並將疫情所面對的困難轉以個人形式解決。

港府在宏觀政策層面無法排除來自中國的潛在病毒攜帶者，封關的決定便落在個人層面。香港人對中國人有如此反彈，就是把對疫症的恐懼與焦慮，以及對政府不作為的憤怒投射在他者身上。尤其在醫護罷工後，港府仍依然故我，不願全面對中國封關，香港人唯有在個人的社交邊界加強防護，填補心中對疫情防控的無力感。

結語

所謂幸與不幸，不幸的是香港人須面對與民為敵的政權，加大了疫情的恐懼，加劇了族群之間的矛盾。但所幸的是，恐懼的情緒又令香港人迅速地提高衛生意識，並且借助反送中運動期間，已然建立的社會或社區網絡，以及資訊交換機制，令防疫資訊與物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疫情帶來的衝擊。恐懼有如雙面刃，一方面激發生物的自衛生存機制，另一方面亦驅使着我們作出不理性的行為，甚或歧視。面對病毒肆虐而生的恐懼不僅是香港人和中國人所獨有的，而是全球人所共有的，連帶作出不理性反應亦是共通的，例如中國內部出現歧視湖北人的情況，羽毛球港隊在英國外出戴口罩遭外國人刻意向其咳嗽和責罵，以及新加坡留學生在英國被人呼作病毒，打得眼角瘀青。由此可見，全球均有排華，甚至排亞的情況出現。這種情緒和反應可以理解，但疫症不能以恐懼而生的敵意來解決，最終仍需以理性與科學的方式實踐民間自主自救的精神，戰勝疫情。即使一疫完，但一役還未完，願港人可克服恐懼，保有用之軀，續與極權戰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