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校史以外：書院聯邦至集權與沒落

文：積克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5《迎新特刊》

// 要是向中大人提起「書院」二字，激蕩起的是一股盡在不言中的共鳴，和一份常在心間的歸屬感。二十一世紀，中大獨特的書院文化達至空前盛勢。中大九書院各有千秋，理想則一——努力營造師生居息一堂的和諧社群，問學朝夕，切磋砥礪，為莘莘學子提供心靈關顧及全人教育，創造宜人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書院生活是中大經驗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因素。//
——摘自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2014 年

一直以來，中大都不時宣揚自己的書院制有何獨特，聲稱自己是全港唯一一間推行聯邦書院制的大學，以此增加中大向國際、向學生宣傳的資本。在中大官方論述中，不時看到中大九書院被描述成各有特色；大 O 的時候又會聲嘶力竭地嗌「UC 最強」等口號。然而，當在中大生活一段時間，便看得出書院之間根本沒有太大分別。事實上，如果我們和中大成立前的高度獨立作一個對比，便會發現中大書院制早已演變成一個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遑論書院文化傳承、書院特色了。

中大成立：由三大書院說起

錢穆、唐君毅等是創立新亞書院的重要人物。1949 年 10 月創立文商科夜校，租用偉晴街的南華中學作校舍。翌年得到資助，租用桂林街六個單位作新校舍，遂改為日校，易名「新亞書院」。那時的新亞沒有職員，更沒有校工，一切日常校務，全由老師跟學生共同負責。同學們下課後還需要清潔課室，整理桌椅。青春歲月堆滿汗水與淚水，好不快活。而學校的營運經費則多為募捐得來；老師的收入也非常微薄，只有上課的鐘點費，生活多靠稿費支持。新亞校歌中「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也許是錢老當年貧苦辦學，仍奮勇向前最真實的寫照。

成立第二早的書院則為崇基書院，成立於 1951 年。崇基的建立乃源於基督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被迫結束，不少教授及學生逃到香港。因此崇基創立的一大要旨便是繼承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辦學精神，崇基便是取崇奉基督精神的意思。其精神不獨體現在創校理念上，也在其建築、學生活動和課程設計上。就是最早的兩棟宿舍（應林堂和華連堂）分開男宿跟女宿也體現了當時的基督教會的風氣和價值觀。

第三間老書院就是聯合書院了，在 1956 年成立，由華僑、廣僑、文化、光夏及平正五所院校組成，大多是於 1947 至 1950 年間由廣州南遷來港的私立大學，屬所謂的「流亡書院」，都是為了逃避共軍南下而來港。聯合成立的背景與新亞類似，來港後都經歷了一段財政非常困難的時期，只能租用設備簡單的校舍及在夜間上課。各書院的經濟來源，就只靠有限的學費。幸好在此情況下有 1950 年台灣捐出的助學金，情況才有所改善。那些年的台灣還處於國民黨獨裁專政，資金不能自由進出的年代，忽然有些台灣來的基金，想來與國民黨應該有不少關係。

三書院以爭取中文專上教育為目標，提出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必要，希望為當時苦求出路的中中學生提供升學機會，打破港大壟斷，爭取政府資助和獲資格頒發認可學位，並計劃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他們指出「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希望借香港的中西匯合特點，溝通中西文化。

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或是官方會提及的書院成立史，說到一群文人壯志豪情，然後再團結一起，爭取中文在當時殖民地上的地位，傳承中華文化，道些事情的確真實發生過。然而，這種歷史敍述忽略了權力的面向一一以此面向理解中文大學，會看到有權的一方賦予中文大學的另一重意義。

中大成立的另一版本：殖民政府的盤算

當時把握權勢的一方就是殖民地政府，其教育政策明顯地重英輕中，但為何會容許中文大學成立？當時政策深化了文化上的殖民，精通英語的人漸漸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中文使用者，尤其是中文中學的學生則受到歧視。另外，中中和英中學制不同。當時沒有一個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認可高等教育，如果中文中學的學生有意升讀港大，必須於中學畢業後多花一年時間去修讀英文特別班。其後私營中文專上學院湧現，但畢業生的文憑仍未受外界承認。

因此，大量中中學生因無望入讀港大而湧向內地和台灣升學，這群學生便成為兩岸國共政府戰略博弈下的重要棋子。港英政府不願大量人才流失到中共之手，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政治灌輸；亦怕台灣國民政府會把學生培殖成右派，但在冷戰的情況下，殖民政府刻意避免對某一方的中國政府有任何取態。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另一所大學去吸納中中學生，免之成為國共兩黨的政治籌碼。同時，港英政府希望培養華人精英加入政府，以達至「以華制華」的效果。

參考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的觀點 [1] ，殖民政府成立中大，負責承認學位和支持財政，其實是以財政支援為誘因吸引三院組成大學，掌握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同時由殖民政府操縱中大權力組成，使其不得不聽命於政府，在財政和校董會組成兩方面都受到控制。

財政方面，中大成立後，所需經費龐大，需依賴政府，1965 至 1970 年間，政府的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支撐著中大超過八成半收入，中大不聽話，隨時被削資。殖民政府只顧短期利益（萬一宣佈回歸不就血本無歸？），政府操縱的 UGC 如是，教育於是用作支持資本家和香港經濟的需要——生產不同類型的大學生供應社會。

校董會組成方面，在坐擁行政和教學決策大權的校董會，中文大學條例規定校董會主席必須是香港富有而地位重要的人，需與各學院無關係，再由港督任命。創校初期首兩位校董會主席——關祖堯和簡悅強，都是香港重要的資本家、立法者、爵士。同時，首屆校董會的組成有超過一半的人選涉及香港重要的工業，包括銀行和各大工業，反而有教學理想和熟悉大學運作的知識份子則佔少數。如果校董會是處理大學的發展方向的最高決策者，其組成便代表大學發展會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

由是觀之，三院和殖民政府雖然一同建立中文大學，然而兩者對中大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是中文大學的內部矛盾：代表精神的前者認為中大可以讓他們傳承教學理念和文化；後者認為中大是培育人才服務政商集團的機器，代表權力。當權力和精神對撼，「手空空，無一物」的精神就會被權力衝破，因為政府掌握金錢和權力，有絕對優勢。

雖然如此，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創校初期的美好時光，各書院可以開辦各自學科，例如當時崇基和新亞均有哲學系，但內容和教學方向不相同。各書院都有不同面向，如聯合以社會科學為重，崇基傾向宗教、科學和音樂，新亞則專於中華文化。但與其說書院有權決定教學內容，不如說當時政府尚未大幅干預書院的教學。

告別書院聯邦制

1975 年，港英政府委任「第二次富爾敦委員會」，並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發表《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當中包括一個激進且徹底的建議：把中大由聯邦制改為單一制，建議大學本部收回三書院的大部分行政權及財政權，而原屬三院的建築物亦全數移交大學，只保留書院校董會的法人地位以及其籌款與管理捐款的功能，其他諸如收生、課程安排、聘用教師等權力全部收歸中央。簡單而言，書院只剩下了籌錢、分配宿舍和書通的功能，不要說是書院，這簡直就只是分了地區的小校務處。

報告書指出，七十年代中大的抱負和任務較創校時（1963 年）已有很大差別，中大需與時並進，「比時代先進 25 年」，故此有整合學系的必要。報告指學循部門各自分開，導致學科重複，同時忽略其他學科，未能有效利用各種資源，妨礙學術交流。

這是一場大學本部和書院之間的角力、中大自成立以來已存在的內部矛盾。報告書美其名說大學本部是「學科為本」，書院是「學生為本」，事實上新制下中央權力大增，三書院原本的行政權幾乎全部劃歸中央，書院權力所剩無幾。新亞、崇基皆表態反對改制，唯有聯合支持。然而在當時政治體制之下，改制與否並不是由書院決定，而是操縱在港督、立法會手上。儘管新亞董事會致函立法會各議員陳情、上書港督請緩立法、發表聲明反對，立法會依然快速三讀通過法案。書院聯邦制正式告一段落，書院意識形態自此被大學本部限制。

自欺欺人的書院精神

所以七十年代後，書院掌握的權力，對中大的影響已是大不如前。現今的中大書院只能管理食堂及宿舍事務，只能保留自己書院範圍的行政獨立，教學獨立卻已蕩然無存。教學課程由大學中央決定，書院對教學課程的影響幾乎等如零。書院唯一和普通的宿舍委員會、食堂委員會不同之處，大概就是它能開辦週會和書院通識了。再者，行政權力亦不見得很獨立，書院聘用教授要交由大學中央或學系決定。書院能決定聘任的，只剩下事務處的文員而已。

現在書院仍提及書院精神，忽視容讓精神傳承的物質條件——例如是書院財政自主權，不過是自欺欺人。回顧今天，能夠容許書院宣揚一些價值、精神、美德、文化的空間，只剩下每星期兩小時的週會（被不少同學拿去睡覺）及四至六學分的書院通識而已（學分比重比大學通識還要低），不單是時間不足夠，書院也不見得善用這些空間宣揚書院精神，書通很少會提及書院精神，深化書院精神的討論、將書院精神和人生實踐聯繫等。所以，對書院精神有想法的人，都沒有空間實踐。

逸夫以後：書院值幾多？

但是發生在中大的大事卻從來沒有就此慢下來，邵逸夫向中大捐贈的大禮堂於 1981 年落成啟用後，邵逸夫即向校方表示有意支持中大另一工程——即設立第四所書院，亦即今天的逸夫書院。

它是三間創校成員書院之後的第一間新書院，也是第一間基於金錢考慮作為出發點而非教育理念而創立的書院，更是中大第一間以人名命名的書院，為以後「不論理念，只要有錢」的新書院開了先河，埋下了日後幾間新書院橫空出世的伏線。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2 月間，中大校方完成了考慮成立新書院、考察、寫報告和諮詢多個本應需時甚久的程序，時間之快令人咋舌。接著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同年 4 月開了無人知曉的校董會會議，決定興建新書院。就在這中大師生一片質疑和反對聲之中，校方便沾沾自喜的舉杯慶祝，為中大開拓了新版圖而心感滿足。

最後報告後公佈不足一個月，中大校董會便在 5 月通過成立晨興書院、善衡書院、敬文書院和伍宜孫書院，在 10 月通過成立和聲書院。一如逸夫書院，這幾間書院都是基於中大發展和金錢考慮而出現的，例如晨興基金和何善衡基金（不用說，你也知道這兩個基金跟甚麼書院有關吧）。中大校方在這段期間向師生表現了其極高的行政效率，不但選定了贊助人，更連書院精神也作好了。根據官方新聞稿，晨興書院希望「培育學生為香港、全國以至全世界社會服務」；善衡書院則希望「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責任的承擔，立下基礎以貢獻社會，豐盛人生」。這些新書院的創立無視了與中大整體理念是否相符，無視了校園的整體規劃。中大用書院之名來換捐款的想法欲蓋彌彰：如果只是單單擴建舊四院，又怎能吸引大量資金？所謂的書院除了宿舍、獎學金和海外交流，還剩下了甚麼呢？中大新書院！盛惠五億一間！

大家試想想，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批給屬會小小的幾千元也要「嚴謹審批」，耗時數多個月。現在耗資上億，興建數年的新書院，中大竟說三數個月便決定一切？會不會做得過火了點？

小結

時至今日，不同書院的學生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少，因為改制後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受書院影響，書院特色又從何而來？結果，書院特色漸漸由師生間的內在精神、不同的價值堅持，變成外在的景點。新亞特色不再是「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而是君子塔和天人合一亭。崇基特色是未圓湖和小橋流水，聯合的則是淑女塔和湯草。然而，如果剝去這些美麗的景點、那些官方口號式的宣傳，書院們還剩下甚麼呢？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可悲而赤裸的現實：不論是崇基、新亞，還是聯合、逸夫，本質上都是名目不同的行政機構而已。

我們經常認為現今書院精神沒落，其實假定了從前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不過，美好時光也許只是我們的想像或幻象。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那段美好時光曾經出現，或是不存在；也許是當時政府權力還沒有干預書院，才出現這現象。無從對照之下，書院精神說不上是沒落。

只談書院精神解釋不了書院屹立至今五十年，我們似乎避免不了權力在控制書院發展上的角色。若要書院精神不流於空談，需從現實中著手——即是從權力和財政的自主談起。而這，其實就要處理書院與大學本部和 UGC 的關係了。

註：
[1] 《中大十年》，頁 44 。